引 言

思想观念固然来源于社会生活之中，但观念一经形成，就决定着人们的行为。

新世纪的帷幕已经拉开，新世纪的华章却未奏响。放眼全球，许多不幸的人们还被落后的观念束缚着手脚，误导了前进的方向，甚至还在上演着一幕幕自相残杀的愚蠢悲剧。人类文明的精力，还在延续着以对立、内耗为主要方式的愚蠢游戏；地球有限的资源和脆弱的身驱，究竟还能被人们不明智的行为折腾到什么时候？

科索沃、库尔德、中东、印巴的种族残杀、民族冲突；北约以人权为幌子的霸权干涉。美国为维护世界霸权的战略图谋，南方国家日益被动的悲惨命运，全球生态和环保在共识缺位的情况下继续恶化！全球在经济上、技术上的一体化已经形成，但人类迈向大同文明的道路上还障碍重重：君不见台独、车臣等分离主义分子还在不断上演着黑色幽默。

但无论是哪一种违逆世界潮流的行为，其背后莫不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在作怪。

如果没有超越性的思想，突破性的观念，如何能使人类走出误区？真正的世界一体化、大同文明、普世文明又如何能得以实现？

再看，曾经强势主导世界发展的西方斗争哲学、二元哲学，已经走到了自身的穷途末路，在不断的解构之中走向解体，在无奈的回避之中走向虚无。它已经回答不了社会和人生的真谛，把握不了历史与文明的方向。

于是，在看似高兴、实则迷惘张惶之中以为“历史已经终结”。

于是，以看似突破、实则愈陷愈深地又掀起“文明的冲突”。

历史不可能终结，终结的历史无人可以言说。整个西方文明已经来到了一个关口。

人类文明需要的不是冲突，是融合，是升华，是融合之后的升华。但怎样才能有利于融合呢？

旁观易清不足道。西方找不着北，东方难道就可以无视与发达地区相比全方位的巨大的差距，浅溥地以为“二十一世纪是东方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了吗？难道就可以形同狡辩地掩盖自身根本性的缺陷而沾沾自喜于“亚洲的价值观”了吗？

不会的。

至少冷静、理智的中国人是不会的。东方注重和谐发展、和平共处的精神固然或以补救西方斗争文化的不足，但西方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却确实是中国所不具备的；中国大同主义、天下主义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固然可以弥纶西方狭隘的个人主义、种族主义偏见，但西方的科学理性确实为我们所不足；况且，我们农业文明的伦理文化的臣民社会，更是非得向市场经济的法治文化、公民社会转型了，虽然我们注重内在自我完善的修身传统和注重精神生活的价值观念，对挽救西方迷惘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为不可或缺之药。显然，东方自身问题更不少，转型还转不过来呢！——东方也面临着自己的关口。东方怎样才能既克服好自身的缺陷，又能以己之正面传统西方不足呢？

再说，东西方的二分法本身就上了西方的当，真实的世界远不是这么粗糙。

但正因为我们的不足，我们应更容易认清别人的长处和优势，我们对不同文明的融合和人类整体文明的升华将有更好的贡献。

也正因为看得清澈，才更感觉到比世界的迷途众生多一分沉重的责任。

只有把根扎进古今中外的所有文明成果中去，作彻底的反思（当然是相对的），才能找到打开不同文明交融这一迷宫的钥匙，从而跨跃横亘在各族人民、各国人民、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障碍。

终 极 追 问

几乎所有的人都明白讨论社会和国家的变革，都来离不开对人的深入具体考察。人是组成社会和国家的最基本的不能再划分的主体单位，人是社会变革的中心和归宿。社会和国家的变革往往以人的变革为前提，当然社会和国家又会反过来对人产生更深入而长久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日益向纵深发展而导致社会整体在不断变革中，一些原来只有民族国家才关心的问题，对个人也日益重要起来了。这样人不但是考察讨论社会、国家，而且是考察讨论世界时要关注的重要对象了。

正因为如此，在世纪之交，面对许多疑问，人们又提出了那代代相传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我们在干什么？

宇 宙 到 底 是 什 么 ？

宇宙学认为，100多亿年前宇宙是从一种温度和密度极高的状态中，由一次突然的大爆炸产生的。现代科学证实，大约38亿年前，地球上产生了生命。后来，经过长时间的演进，大约500万年前产生了类似于人的“智人”，大约5万年前产生了第一批与我们一样的人。这其中虽然还有许多细节等待科学家的分析考证，但人是原始生物演变而来则是不容质疑的科学事实。因此分析人必须从原始生命现象的存在和发展开始。科学证实，当世界有了原始生命之后，世界就被分为生物和非生物。一切生物不同于非生物的本质是生物具有主体性。生存和发展是一切生物永恒的主题。自从人出现后，生命又分为两种：有理智的和非理智的。人类理智的发展，又分为巫术、宗教和科学三个阶段。为了更好的认识自然，把握自身，又把科学进一步发展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之下又才分为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基本学科。

生 命 的 本 质

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生存与发展。生存和发展是由生命趋利避害的本能驱动的。趋利避害、生存发展和生命三者是同义词。

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生命必须遵从三大定理：需求定理、效率定理和合作定理。

任何生命，都是以一种生存单位生存着。生命只要存在，其体内的物质和能量就在不断地消耗，这就需要新的物质和能量来补充。生命不但要存在，而且还要发展，这就需要补充能量。这些补充，只能来自体外，即向外界索取。索取是主体的一种活动，活动本身又有一定的消耗。索取和消耗（包括受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表现为一种效率。生物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力争索取大于消耗（包括受损），即力争有效率。而且效率越高，越有利于生物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生物界存在的效率定律。生命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壮大生存单位，以适应与其他生存单位的竞争，否则就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壮大生存单位的方式是进行分工合作。合作能够增强对外的竞争能力，有利于生命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就是生物界存在的整体趋利避害的效果大于局部趋利避害效果之和的合作定律。生物是由氧、碳、氢、氮、钙、磷、钾、硫、氯、钠等数十种元素组成的，所以生物首先是物质的。与非生物世界所不同的是，这些元素在生物体内化合成水、无机盐、糖类、脂类、蛋白质、核酸、维生素等物质，这些物质又组合成细胞、组织、器官等，并构成一个活的躯体——生物。由于生物新陈代谢的作用，它必须主动地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也就是说，生物对外界具有一种趋利的需求。随着生物的不断进化，对需求对象的质也不断提高要求。这就是生物界存在的需求持续增长的需求定律。

遵循效率定律、合作定律、需求定律是生命世界完美存在与最优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在人类出现之前这些规律只是被动的起着作用，在一些生物之中也有通过简单的思维主动利用这些规律，甚至一些动物通过进化和遗传能利用这些规律而促进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但这毕竟都是低级的行为。只有在具有智能的人出现了，生命才能根据自身的需求主动利用这些规律，促进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人类在进化中，对这三个定律的认识不断提升，形成了与之相对应的自由、平等、和谐的理念。

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多重生存单位的组合体，要想提高效率就必须使主体处于自主状态，否则效率不会达到最高。主体的自主状态就是自由，自由度和效率成正比。这是现代社会比传统社会效率高的最重要的原因。无论是个体还是多重生存单位的组合体，要想扩大合作就必须使主体处于对等状体，否则合作不会达到最佳。主体的对等状态就是平等，平等度与和作效果成正比。这是市场经济比统制经济合作更易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多重生存单位的组合体，要想达到永恒的可持续就必须使主体与外界（包括主体与自然、主体与主体多重方面）达到平衡状态，否则持续不会永恒。平衡状态就是和谐。和谐度和可持续性成正比。这是现代社会比传统社会更稳定的最重要的原因。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理念随着社会的进化其内涵也在不断丰富。

自由、平等、和谐的理念产生于人类从蛮荒时代向文明时代过度的时期。这三者作为一个整体在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元典中存在，虽然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各自的生存环境不同，使得不同的民族文化对这三个理念有不同的偏重。如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西欧文化偏重于自由，以古印度文化为源头的佛教文化偏重于平等，以儒家思想为源头的中华文化偏重于和谐。有趣的是这些理念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又获得了统一，共同构成了现代公民社会的核心理念。从整体又回到了整体，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不过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循环，而是一个圆满，是人类从少年走到成年。必须说明的是这些理念在臣民社会只是作为一种美好的向往而存在于那些有良知者的心中，只有在公民社会才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理念来出现。在现代社会中，自由、平等是不可偏置的两个价值尺度，和谐则是保持整体发展的平衡器。如果没有自由、平等、和谐的理念的支持公民社会的政治民主、市场经济、文化自由则找不到合法性的支撑，作为现代社会主体的公民也会在发展中迷失方向。

当然随着生命现象的进化，自由也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在人类出现之后，人作为智能动物继承了这先天就有的本能。因此自由对人而言是先天的。不可否认的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并没有脱离兽性，一部分人往往利用各种手段去限制另一部分人的自由的权利以达到自身自由的最大化。这种现象产生之后，那些受压制和奴役的人就产生了一种渴望，希望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机会去自由地发展，这种愿望就是平等。可以说平等也是一种状态，是对单个个体（人）与其他个体对等发展的状态的描述。因此平等对人而言是后天的，但它却是人类亘古不变的向往，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方向。必须申明的是平等必须以自由为前提，没有自由的平等是奴性的平等，平等是关于自由的平等。人们发现所谓的人类进化史就是人的自由和平等不断扩大的过程，从蛮荒时代对一切的恐怖和迷信到现代对外界的自信和理性的任何进步无补如此。自由和平等是人类进步的条件和目的的统一，并且是评判进步的唯一尺度。任何进步都一定体现为人的自由和平等的扩大，并且这个扩大是人能感受到的，即这个扩大可以量化到具体的个人身上的。进步与否最基本的评判是个体通过感受而评判，那种种笼统的评判则都是欺人之谈。

自由、平等、和谐是人类文明得以持续发展的永恒理念。随着全球文明的融合和，这个世界也必将以此为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念走向统一。因此这些理念不但是公民社会的核心理念而且也是公民世界的核心理念。

人 的 三 种 历 史 状 态

通过对人的考察，人们发现人本身的存在有三个状态：蛮荒时代的原始状态、传统时期的臣民状态和现代的公民状态。蛮荒时代的人们并非是某些学者描述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状态，由于对世界的认识还很肤浅，而人相对于自然又显得很渺小，因此原始人几乎是自然界的奴隶。在一些原始的群落中也经常有十分恐惧的事情发生：他们不但可以吃掉非本部落的同类而且可以对自己部落中的“低能者”进行残杀，那些传统时期出现的“人相食”可能就是蛮荒时代的某些景观的再现。那个时期，人们的自由是有限的，平等也是有限的。文明以绛，技术有所进步生产开始提高，社会有所分工国家开始形成，自由和平等也逐渐扩大起来。文明社会可以分为两种状态，一个是以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压制和奴役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一个是所有人的自由平等发展的现代社会。在传统社会中大部分人处于臣民状态，在现代社会人们处于公民状态。

尽管传统社会有过不同的称谓，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威权者对社会进行统治，这个社会的极致是极权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大众没什么自由和平等可言，所有的人都是统治者的奴隶和儿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中国对传统社会的总结。因此传统社会从本质上来看就是臣民社会。这个社会政治上特征是独裁、经济上特征是垄断、文化上特征是专制。在这个社会也许会出现一时的辉煌，但由于牺牲了大众的自由和平等，不能鼓励、善导民众去积极参与社会的各项发展，因此这种辉煌往往是短暂的。考察历史上出现的动乱之根源，人们也发现大都源统治者对人们的自由平等进行贪婪的剥夺所致。自由平等是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最重要的条件。严复老先生在100年前就说中国和列强的差异是“自由不自由矣耳”。在现代社会，公民是天下的主人。公民和臣民的区别在于公民拥有普遍的自由平等的权利。虽然公民这个词在古代就有，在古希腊时代已经盛行，甚至在纳粹时代希特勒也常称自己统治下的德国人为公民，但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甚至有的则是对公民这个名词的亵渎。公民必须在人们普遍拥有自由平等权利情况下才能名副其实。这个社会政治上特征是民主和法治（宪政），经济的上特征是明析产权的市场经济，文化上的特征是自由。这样的社会人们安居乐业、社会繁荣昌盛。

臣民社会里，权力机构是少数人统治社会的工具，统治者压制人们的权利。公民社会里，权力机构则是为社会服务并取决于公众意志的的公共机构，人的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行使自己的权力本身也是一种义务，而且还是很关键的、基本的义务。如消费者行使自己的权利，会有助于生产质量的提高，也有助于平等关系的进一步建立。

从 臣 民 时 代 到 公 民 时 代

从传统到现代可以说就是从臣民时代到公民时代，与之相联社会则也随之由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国家由威权国家向民主国家（公民国家）转变，世界由民族国家的利益对立向利益统一转变（公民世界）。现代化从公民角度的解读就是一个公民社会、公民国家的时代，其极致是公民世界。或许数千年来人类的“大同”、“天堂理想”、“共产主义”将以公民世界的形式变成现实。马克思说最理想的社会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能就是对公民世界最接近的预言。

公民国家

基于臣民而建立的国家就是传统的威权国家，基于公民而建立的国家就是现代的民主国家（公民国家）。臣民社会的国家是不平等的，只有公民社会的国家，平等才作为一个普遍的基本原则得以保障。正因为如此，现代公民国家已超越了传统的民族国家概念，超越了民族、种族、宗教间和共域区的界限，使人们具备了作为公民这一更广泛的共性意义上的平等，从而也能更好的合作。

公民世界

必须明白的是在全球一体化的状态下，现代化自身就包含着全球化，公民应具有世界意义，那些将公民权利只定义为某一国家内部或某一种族内部或某一宗教内部看平都来不算是对公民最具现代的理解。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那种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唯一的出发点，信奉国家间没有友谊只有利益已成为过去，那种以邻为壑、弱肉强食的做法已逐渐被抛弃。虽然还有霸权主义者把至高的理念当成谋私的工具，挥动大棒打人，这是每一个公民所坚决反对的。无论是环境保护、物种延续、人权种族等等都已与每一个公民息息相关。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将由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利益对立向现代的公民国家利益的平等合作，国家间的区别也在全球一体化中逐渐模糊，最后形成公民世界。从世界关系来说，人类正在经历着从强权世界到公民世界的转型。公民世界要的不是管教式的家长，而是真正能代表公意的村长。由此可见，公民主义确立了国际关系的新的处理方式。不同文明要想避免冲突，必须承认各自己的不足和其他文明的优点，认识人类一家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共性。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等不能固守传统的教义，西方也要认识到自己的狭隘性和斗争性的负面因素。

从公民到公民社会、公民国家、公民世界构成了以公民为中心逐渐放大的一系列命题，形成了以公民为中心对对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现代世界的描述，这就是公民主义的基本含义。因此公民主义也可以说是对现代化的又一次解读，或者说公民主义是对人类那亘古不变的问题的又一次解答。

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

自100多年前列强以坚船利炮将中国这头睡狮惊醒，中国人民在抵御外侮的同时也开始了从传统型臣民社会到现代型公民社会的转型。100多年来自强不息的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在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过度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家整合时期、发展经济时期和全面现代化时期。有趣的是这三个时期都在曲折的过程中以或者将以农村包围城市来完成。因此中国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的道路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来逐步实现的。

在1840年以前中国虽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国家。这是一个处于由威权者统治的臣民社会的传统国家。政治上独裁、经济上统制、文化上专制是臣民社会的基本特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独立统一的国家是民族复兴和现代化的的前提，重新整合国家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历经北洋军阀混战，直到国民政府以城市为依托表面统一了中国，都未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这一现代化的首要目标。最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中国的国情进行了认真分析，对整合国家之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提出中国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并以此制订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最终为中国找到了一条国家整合之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随着开国大典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声音传遍全球，一个重新整合的国家也随之诞生了。

建国后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而经济发展的根本在于建立起有效的经济机制，因此找到一条发展经济之路则是问题的核心。这一时期可以简言为经济发展时期。传统社会的影响，意识形态的狂热、苏联“成功”的引导，使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的路线，这个多少包含现代市场因素的模式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被抛弃了。一个以“一大二公”、“高度统一”的传统计划经济在中国大地上以集权政治为后盾畅通无阻地建立起来了。这种经济体制的荣耀只有短短的几年，但代价却是沉重的，造成了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公民的财产权利被剥夺，集权政治发展到近似于专制统治。这种体制经过20多年的实践最终以几乎将整个社会引向崩溃为代价而受到人们无情的抛弃。“改革”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强烈的呼声，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农民以自己的勇敢为中国改革犁出了新田。小岗村的农民的勇气和实践极为难得的得到了以万里、赵紫阳为代表的地方和中央领导的支持和肯定。从而开启了经济建设时期的改革历程。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对改革20年来的高度概括，通过在激烈的交锋和开明、理智领导的变革，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正确之路终于得以明确。值得令人回味的是又是中国农民开了改革先河，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才推动了城市改革，农村包围城市的正剧第二次在华夏大地上演。

这样战略路向在两个重要的时期——国家整合时期和经济发展时期都发挥了极端重要作用。中国农村率先取得成功，然后“兵”临城下促进城市变革，继而全面胜利。对国家整合时期可以这样概括，目标是建立现代公民国家，方式是武装夺取政权，基本选择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对经济发展时期应这样概括，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式是和平改革，基本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前者由第一代领导核心来实现，后者由第二代领导核心与第三代领导核心共同完成。同时，这也分别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全面现代化时期中国农村又走到了前头，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已具雏形。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必将再一次为中国现代化作出巨大贡献。

谁都知道社会是一个综合体，经济只是这架马车的一个轮子而已，如果没有另一个轮子——政治相配合是一步也难于前进的。虽然两个轮子在不同的时期可能有所差异（这是正常的），并不能突破一个基本的张度，否则这马车总要停下来被修理。这就是所谓经济是基础，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两者对立统一——马克思主义基本的常识。问题的要害是对立不能超过统一，否则社会就会被撕裂，最终用“动乱”来表达“对立”，直至重新“统一”。这已为世界各国的近现代史所充分证明。因此在完成探索经济市场化之后，加速政治改革，实现政治民主化——建立现代民主制度，则成了社会发展新时期——全面现代化时期的重要任务。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应，政治变革不可能是空中楼阁，一般而言政治变革往往为经济变革开辟道路，经济变革则是政治变革深化的基础。经济的市场化也在呼唤政治的民主化，如果人们不适时进行改革，社会则以自己的方式来为改革开辟道路，印度尼西亚则是这方面最近的典型的案例。中国最近20年的改革则为政治改革进行（并不否定在这期间政治改革的成果，只是力度不同而已）创造了一种基本的条件：如人们自由空间的增大、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开始呈多元化发展；社会模式由纵向服从向平等协商、妥协的横向模式发展（妥协则被茅于轼先生称之为民主的核心）；经济发展为实施民主准备了相应的成本和硬件建设的条件……等等。虽然在市场化过程中由于某些原因使得政治民主化有滞后之嫌，但从长远看曲折往往也是发展的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看不到哪个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走的是笔直大道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高层审时度势启动了政治改革的闸门，为中国全面现代化准备了政策环境。江泽民在1997年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明确了法治（而非法制）、民主作为我国社会会主义改革大业的目标。这标志着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的从传统型臣民社会向现代化公民社会全面转型的阶段，终于在最需要的时候来到了最后关头。

中国民主化之路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有中国人自己创造探索出来。村民自治从草创到成熟，从单一的农村实施到其他地方的借鉴则为中国民主化找到了应有之路：农村包围城市，建立民主制度。这是新时期——全面现代化时期或者说转型时期的最后阶段的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

城市是政治的集中地，与此相应的是政治上的集权化也强于农村，在农村开始民主化实验的阻力和风险相对要小得多。从先易后难的改革模式看农村也将先于城市。城市相对集中，农村相对分散，城市错丛复杂，农村相对简单，这也是有意识选择通过村民自治来探索民主化之路的另外一个原因。毕竟政治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领导人都必须小心谨慎去对待。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和前南斯拉夫等地区的不慎而引起的动荡仍在许多人眼前晃动。经受了长期动荡不安的中国人无法再容忍另一个动荡不安。这是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实行民主化道路选择的战略背景。农民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解决了农民问题就等于解决了中国的根本。又由于农民是社会最基层，是矛盾的焦点，他们要求改革的呼声也最高，在这种情况下改造农民，将传统的农民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要害。否则即使整个城市都实现了民主化，这个社会仍不是均质的社会，动荡将会使这个社会停滞不前，非洲、拉美一些国家的实例就证明这一点。

民主化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一是要“化”，二是要在稳定中“化”。在这里将“民主”由“实质”落到程序是稳定变革的一个重要条件。一种规范的选举不可避免的为全社会将奠定一种民主的心理基础。人民熟悉不熟悉选举程序，会不会动脑筋用民主的手段来行使自己的权利，是决定一个国家能否稳定的实现转变的社会基础。如未让人民熟悉民主的程序，接受民主的教育，具备民主的观念意识，结果在出现动荡时，人民只知道用枪杆子说话，造成内战，即使建立起的所谓的民主制度也是大打折扣的。民主只能用民主来实现。枪杆子可以出政权，但未必出民主政权。而从基层做起，从农村做起则起到了全民培训——包括对城市居民的示范和各级官员的提高认识的作用。自下而上的民主教育过程有助于一个大国稳定的实现转变，而村民自治的历史贡献就在于此。

通过村民自治，在新时期内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建立民主制度的稳定变革之路，除村民自治本身外，还需要其他条件。第一是保持社会稳定，创造变革的条件。无论是国内国外的非稳定因素都是我们的大敌，必须认真对待。第二是领导干部必须转换脑筋。在许多地方我们发现领导干部的“为民作主”、“清官”等传统意识仍很浓，一些人对群众的民主热情仍然说三道四，横加干涉。我们必须认识到民主化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最重要的关口，没有民主化我们只能在现代和传统之间徘徊，中国现代化将成为不可能，改变观念推动民主化是唯一的选择。第三扩大成果推动整个社会民主化建设。值得高兴的是由农村创造出来的民主成果正在一些地方实行，如村务公开就促使了党务公开、乡务公开、厂务公开等等，在四川、湖南等地也正在偿试乡镇长直接选举，这都是在村民自治影响下的社会民主试验。我们坚信在农村民主化的带动下，中国民主化将在不远的将来变成现实。

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这一转型过程中，伴随着国家整合时期、经济发展时期、全面现代化时期，中国的农村以自己的坚韧和首创为中国社会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农民也必将变成现代意义的公民，也正是这种转变最后规定了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