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张祥龙先生呼吁在北大立孔子像，期盼之情溢于言表。近年来拿孔子说事者渐多，挂羊头卖狗肉也不少，这件事情还算合乎本分，倒不必急于反对。

　　张教授谈到三点理由：其一，孔子乃至圣先师、大教育家，立像天经地义；其二，北大直接传承于古已有之的“太学”、“国子监”，非西方所定义的university，立像乃必要的正名之举；其三，既然北大现在有苏格拉底、塞万提斯乃至老子像，孔子像更不可不立。

　　除第一点不那么离谱之外，其他理由都过于牵强了。比如第二点，既然教授知道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始自维新变法，不会不了解当时创办的宗旨在于“输入欧美之学术于国中”。梁启超在《京师大学堂章程》就提出，教学内容应“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到了蔡元培先生手中，北大更成为一所典型的现代大学。实际上，京师大学堂及北大乃近代教育的产物，是对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颠覆，而非什么“国子监的现代版”。张教授欲托古立像，也不必如此本末倒置。至于第三点理由，同样不值一驳。照教授的说法，孟子像该不该立？朱熹像该不该立？是不是该把所有中国文化名人都请进北大，给块地方供起来？

　　还要奇怪的是，教授在文章中左一句“北大不是一般的学府”，右一句北大是“中国最高学府”，让人不知其真实意图。这个“最高”指的是学术地位上还是行政级别上？如果是学术地位，北大恐怕也不敢说在所有学术领域都处于国内“最高”吧？若指行政级别，不知是拿北大校长“官职”衡量，还是以北大在全国大学中的“行政地位”为依托？前者不敢说，后者恐怕也没有什么具体标准可考吧？再说了，京师大学堂当年设计的具有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功能，从来就没有实现过，更何况是现在。教授这番话，无论是为立孔子像开道，或者意在为北大抬轿子，我看恐怕孔子都帮不上什么忙。

　　说了这么多，我的意思其实很简单。我不反对在北大立孔子像。但这尊孔子像不仅北大能立，任何学校都可以立——就是有人愿意在家里供着，我也不反对。孔子作为古代智者、教育家，他是全民共有的文化资源，并不专属于任何人任何机构。所以，北大为孔子立像无可非议，却也不必罗列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更没有必要提什么“无孔子之北大无灵魂”，免得让人误会只能北大专美。当然，也没有必要大作文章，将这件事情和北大“打倒孔家店”的历史联系到一起。拔高立像的神圣性和过于警惕同样不可取，不过立一尊孔子像而已，说明不了太多问题。

　　既然无非就这么回事，对此寄予厚望者最终难免要感到失落。比如张教授振臂高呼：“北京大学既可以推动新文化运动，又可以引领我中华文艺复兴的潮头，此所谓大学之为大者也！”这幅图景固然让人不无振奋，但将如此宏大叙事寄托在一尊孔子像上，不能不说是一种乡愿。倘若立尊孔子像，文艺复兴就曙光在前，大概只有祈愿孔子显灵了。依我看来，不必说一尊雕像救不了陷入精神危机的北大，就是孔子活转过来，也难以重振传统精神。遑论今日北大更需要的是新文化时期的传统，而非孔子之传统。

　　所谓北大精神，张教授指出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大概不能没有，却更应指向蔡元培等老北大人所汲汲追求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精神。后者，显然已为今日北大所遗落。文章中讲到，就立孔子像一事，张教授曾“当着各位校领导”的面在“校园规划座谈”时提过。这种论述，便可看作是高校行政化的一个注脚。仅此一端，又可约略看到如今高校种种现实与无奈。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教授治校，这些曾经被奉为圭臬的“大学之道”，恐怕才是学术复兴、文艺复兴的大前提吧！

　　孔子救不了北大，为孔子立像更不必说了。设若此举意在重振北大精神，我看更有必要为胡适之先生立一尊雕像。记得李敖先生曾捐给北大35万元，用来为胡适先生立铜像。这件事情，似乎没有下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