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倒着走完的。

以北伐为界，以枪杆子夺得国家政权的国民政府，相较于前此的北洋政府未必不是一种倒退。1927年5月，胡适从日本上船回国时，给远在美国的女友韦莲司写信，其中有这样一句：“这也可能意味着[新文化]运动的倒退”，尽管那时他还未必能清楚地说出到底在那些方面倒退。80年过去，今天可以看得清楚了。最明显不过的事实是，新文化运动只能发生在北洋政府的框架下，却不可能发生在国民政府时代，更无论以后。

北洋时代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时代，这是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制度土壤。这个土壤迨至国民党执政便不复存在。比如北洋历届首脑像走马灯一样轮番，但他们有一个共通的特点，都礼让文人，不过问思想，不搞意识形态。以至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访问中国时，对胡适说中国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羡慕。哪怕左如郭沫若，到了1947年，也是说：“当时的中国虽然是在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之下，但那些封建地主式的统治者却还没有十分高明到统治文化上来，创作出版一切都还是相当自由的。”（郭沫若《拙劣的犯罪》《郭沫若全集》第20卷p226-227，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不过，这不是统治者高明，而是北洋的制度构成是英美议会式而不是后来苏俄党治式的。

但，世纪好景，毕竟不长。国民党执政伊始，便搬弄从俄苏学来的一套，由执政党搞意识形态和党化教育，推行思想统一。所谓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国民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三民主义。前者是“政”，后者是“教”，贯穿一个世纪的“政教合一”，自1927年以后的国民政府始。

针对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了他们的反抗。梁实秋1926年从美国留学回来，在上海和胡适徐志摩等人编《新月》。这个刊物很快就不安于文学，1929年春发动了一次风云一时的“人权论战”。该论战以胡适罗隆基为主打，梁实秋是翼军。他发表的文章是《论思想统一》，这个“论”其实就是“批”。梁实秋认为：一个国家，军队应该统一，政府应该统一，财政应该统一，但就是思想不能统一。当时思想统一体现在文艺上，便是国民党中央全国宣传会议制定的“本党文艺政策”：“（一）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学。（二）取缔反三民主义之一切文艺作品”。后者就包括当时知识左翼“鼓吹阶级斗争等文艺作品”。梁实秋坦诚“鼓吹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我是也不赞成的”，但他更反对国民党“由统一中国统一思想到统一文艺”的举措。明确指出：“以任何文学批评上的主义来统一文艺，都是不可能的，何况是政治上的一种主义。”

尽管梁实秋毫不客气地批评国民党，但他很快就被上海滩头的知识左翼骂为“走狗”。颇为吊诡的是，那些受国民党打压的知识左翼也在伸张什么“文艺政策”。虽是翻译“俄共（布）的《关于文艺的党的政策》”，但这样的篇什放在“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中出版，就是一种价值认同，还顶着个“科学”的名头。历史上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看似两造，但往往共享的是一种思维、一种文化，甚至一种话语。20世纪两个阵营的左与右在价值上的趋同，大概至今还没引起人们注意，尽管它们处在朝野两极。这就注定无论左右在台上，只要它们推行“文艺政策”，新文化运动都将注定成为历史过去时。

与这朝野左右抗争的是在这左右之间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中道，梁实秋出自思想自由的立场单挑两边。他既批判三民主义文艺政策，当然也不会放过普罗主义文艺政策。两者委实货出一路。当知识左翼声称苏俄文艺政策“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时，梁实秋在《所谓“文艺政策”者》中，揭出它的两宗罪：“一种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艺的清一色。”

套用冯友兰讲中国哲学史的话：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的“子学时代”，诸子自由纷争，以后就左右轮番进入思想清一色的“经学时代”了，什么都要大一统。然而追求清一色，新文化本身就不能辞其咎，此处不表。这里要表明的是，在权力面前，中国自由主义为思想自由抗争过，甚至是为自己的对手抗争。梁实秋素不喜普罗文学，多次与之论争，并挨骂。但，当他闻知国民党要“申禁普罗书籍”时，却放下自己的反感，为普罗抗议（他似乎忘了被普罗骂为“丧家狗”）：“这一回普罗文学之又将遭受取缔，我的同情却在普罗这一面。”因为“凡赞成思想自由文艺自由的人，对于暴力（无论出自何方），是都要反对的。”显然，普罗在当时是权利而不是权力，却又遭受权力打压。梁实秋自然要站在权利一方，反对控制思想自由的权力。

不知他是否会预想，当普罗由权利变成权力时，会不会也来这一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