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为秦晖教授了，在学商穿一条裤子的今天，还能想到那些流浪在城市里的拾荒者。虽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虽然这与赔付无关，我们还是愿意倾听。“中国很多城市的管理者和市民，一边是希望尽可能多地享受农民工带来的服务，一边却想尽办法将农民工等贫民驱赶出城市。”这话说得多好，差一点就说到我们心坎上去了。古人云，良言一句三冬暖，可是秦晖教你知道吗，对那些城市的拾荒者来说，享受粮食是奢侈的，享受良言，同样亦是奢侈的。

不过我人为，秦晖教授的见解未免不流于肤浅，其人道主义的一面虽不能说是温情秀，但显然，他忽略了几十年来积存在中国社会内部的深层问题。例如修建贫民窟的背后都有哪些原因？这些贫民是从哪里来的？中国社会又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规模的贫民？贫民群体的出现，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或者不去正视，甚至还刻意回避，那么修建贫民窟岂不是舍本逐末么？等于是河水流到入海口处才去治污，治标不治本、治下不治上、治末不治源，而且也非常虚伪。

另外一些疑问也同样存在，一、贫民越来越多，几天前重新发布的一个标准显示，中国贫困人口较之前计算的数据要多出4000万。如此大规模的贫民，要建多少贫民窟才够用呢？二、修建贫民窟的速度是否能超过生产贫民的速度？据有关报道披露，由于私挖滥采，山西省有三分之一的地面都变成了沉陷区，这意味着，仅山西一省，在未来数年间就可能向社会输送2000万贫民。以如此速度生产贫民，贫民窟建设是不是也要搞大跃进才行啊。三、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贫民窟和富人区共存，是否就是那个理想中的终极的中国社会呢？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这是某些人热衷于建设贫民窟的根本原因。

少跟我谈什么人道主义，如果人道主义就是把农民赶离家远，然后给予他们在城市的边缘实际上是城市的垃圾场附近搭盖纸板房的权力，这样的人道主义跟美国人给巴勒斯坦人修建难民营又有什么质的区别呢？毫不隐讳的讲，我所以鄙视和诅咒《南都》、《南周》，并不因其只要民主不要民族，也不因其只反皇帝不反贪官。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这两份报纸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上下其手、私结党羽、图谋不轨。他们以民之名而害民，以改革之名而误改革，以党之名而弱党、裂党、丑党。他们装神像神、装鬼像鬼，大奸似忠，一头鼓吹剥削有功、掠夺有理、贪腐无罪，大搞损公肥私、损人民肥权贵之行径，从而制造了近乎人类灾难的民工潮；另一头又惺惺作态假仁假义，用贫民窟冒充温暖工程愚弄民众、扰乱视听，岂非猫哭耗子假慈悲吗。真真的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从哲学的角度讲，《南都》和《南周》就是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始作俑者之一，每生产出一个贫民，他们就要从中分得一些红利，每死掉一个贫民，他们就少了一个上门寻仇的敌人。而这，就是被渲染得至洁至纯、至真至善、至仁至爱，俨然已成为中国社会理性、正义、平等化身的《南都》和《南周》。更为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当中国的私人资本已经强大到足与外资分庭抗礼的今天，出于阶级本性的原因也受制于追逐金钱的贪婪本性，《南都》和《南周》依然不打算关闭掉生产贫民的舆论流水线。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南都》和《南周》却总是以关心贫民的姿态出现，打着为穷人争取权利譬如贫民窟这样的居住权的幌子，四处招摇撞骗。倘若揭破《南都》和《南周》美丽谎言的外衣，我们就会惊恐的发现，所谓贫民窟工程，其实是个砍人双腿送人拐棍的罪恶计划。纵览古今中外，都找不到《南都》和《南周》这样厚颜无耻又道貌岸然的报纸。网上有人说，做人不能太CNN，《南都》和《南周》其实都不如人家CNN的板缝高尚。起码来说，CNN还是以说真话为主的，而《南都》和《南周》，何尝说过真话？

并不否认，当前中国需要贫民窟，对于那些浪迹于城市里的拾荒者来说，活着也许比尊严更重要。可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展开了说，给他们这样的居住权就完了吗？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最终目标么？果真如此，就不能不怀疑一些人的险恶用心了，莫非是要用二元价值观把中国分成“贵人、凡人、类人、非人”不成。否则的话，请给他们平等，给他们关爱，给他们正常人拥有的一切，绝不能让他们永远住在贫民窟里。归根究底，他们人生的失败，更多的原因来自于社会，是中国社会转型，剥夺了他们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利。更干脆一点说，他们是改革开放的牺牲品。

在这里需要思考的是，我们为什么非要把他们变成贫民呢？为什么非要剥夺他们的土地呢？我们的城市一定要很大很大才好吗？北京很大，大而不当；上海很大，华而不实；广东很大，弊病丛生。可不可以有这样一个安排，城市适当的发展，农村加速发展，让农民植根家园治贫致富。其实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我们不去挤占他们的空间，不再损害他们权利，在城乡货物交易中做到买卖公平，那么，就算盖好了贫民窟请他们来住，他们都不会来的。而我更怀疑，建贫民窟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永远使用廉价的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