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既有高考模式存在严重弊端”的共识下，各地都开展着不同形式的高考改革，但一般改革的动作比较小，相比之下，今年浙江高考改革的动作就显得很大了，不再是考题和考目上的微调，而是直指高考考分。该省决定从明年起改变单一的“统一选拔考试”，成绩不再是唯一录取依据，除了高考成绩，高中会考成绩、综合素质评价也都将成为能否被高校录取的重要依据。(4月17日《中国青年报》)

　　预料之中，这个方案公布后激起舆论的极大争议，许多人纷纷留言表达自己的担忧：如果这个方案得以通过，高考公平将很难得到保障，“会考成绩”缺乏高考那样的严厉监督，综合素质评价又很难有刚性标准，这将为票子和条子留下很大的操作空间。

　　显然，这种担忧暴露出公众在高考改革上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制度性焦虑：由于社会在透明度、法制化、规范性等基础秩序上非常差，各种领域的权力未得到有效的约束，人们在每件事上总担心其后有暗箱操作，有一双权贵黑手在背后操纵着一切，所以害怕制度有弹性和自由裁量空间，总期待每件事上能有一个免受人为因素影响的刚性标准———表现在高考改革上，就是对“统一的考分”有着一种巨大的心理依赖。

　　我想，面对公众的这种制度性焦虑，高考改革者首先有责任尽可能地在制度上消除公众的担忧：出台一个改革方案时，首先保障这个制度不会伤害基本的招考公平———这不仅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新的招考制度最大的合法性之所在。

　　我更想说的是，公众在心理上也应戒除对原有高考模式的过度依赖，不要对高考的制度创新过度苛求，不要一边批评应试弊端一边又阻碍对清除弊端的改革尝试，有时候也要给高考改革以大胆试错和探索的机会。那种总害怕权贵背后黑箱操作的制度性焦虑固然可以理解，但不能以这种焦虑否决一切创新的尝试。要知道，中国应试教育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既有高考模式中，庆父不死鲁难未消，“分数决定一切”不改，应试根本难以消除，考题考目上的调整对消除应试没多大意义———浙江此次的改革方案抓住的正是这个根本，高考改革改来改去都是回避不了这个问题的，与其一再回避不如直接面对，早一日改早一日避免那“把孩子教傻”的应试教育弊端。

　　“取消高考考分唯一录取依据”后能否保证公平确实是个问题，但问题需要在实践磨合中去发现和解决，制度需要在实际执行中不断完善，而不应等所有问题都有了确定答案后才敢动手改革，中国教育等不了，那么多孩子的前途等不了———质疑需要勇气，但有时候信任更需要勇气，中国当下高考改革就需要公众的信任，由于中国社会整体制度环境的问题，取消“考分决定模式”后能否确保公平并不会有确定的保障，但改革要推动下去，公众有时候应该给予改革者这种信任。毕竟，教育虽然如今也染上了许多社会病，但仍是社会诸领域中相对较干净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