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大校长、副校长等6位领导隆重迎接教育部评估专家组秘书袁俏，再生动不过地体现了高校教学评估的行政主导本质，及教育行政部门与大学之间森严的行政等级关系。

这位秘书只是某大学教务处普通科员，很可能被借调参加教育部教学评估中心的教学评估工作。于是，驾临大学，身价倍增，甚至曾享受过大学领导到机场接机的待遇。

这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官场潜规则。不过，这里所谓的级别，不是指官员本身的级别，而是指官员所在衙门的级别。袁俏在其所在的大学教务处，甚至在教育部教学评估中心内部，只是最普通的办事人员。但是，一旦她以评估专家组秘书到接受评估的大学，那她就不再是她本人了。她代表的是评估专家组，或者简直就是教育部的钦差大臣。那些身为处级、厅局级官员的校领导，当然要像接待评估专家组、接待教育部司长、部长那样接待她。

类似的情形，地方政府官员都深有感触。在北京三里河有两家重要的行政机关，国家发改委与财政部，一个握有项目审批权，一个掌握钱袋子。大楼里面的官员大多不过是处、司级官员。但是，各地省长、市长见了这些比自己级别低的官员，也不得不点头哈腰，陪尽笑脸，附近的两家高级餐馆每晚也是人满为患。

这些校长、省长不得不如此。这是中国权力结构的逻辑所致。政府的权力是自上而下授予的，而不是自下而上授予的。所以，政府之间有严格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当然，公共资源也是权力自上而下地分配的。

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中，分配规则是由负责分配的行政机关自己制定的。它必然十分含糊，给分配机关留下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同时，横向地看，这个行政机关的活动也几乎没有任何外部的有效监督。这样一来，掌握着公共资源分配之权的行政机关对于那些竞争资源的大学、地方政府，享有了近乎绝对的权威。这种绝对权威被“上边”、“北京”来的所有人分享着，小小的秘书、科员甚至司机的身上，也有这种权力的光环。

正是这一点，对行政机关具有致命诱惑。尽管舆论对教学评估一边倒地予以批评，大学也啧有烦言，也不会有哪个了解实情的人相信，这种评估能够促进教学水平提高——它只是助长了大学重硬件轻软件及弄虚作假之风。但是，教育部却坚持教学评估制度，这就跟国家发改委绝不放手项目审批权是同一个道理，虽然没有一个具有经济学、政治学常识的人相信，这种审批能够使经济结构趋向合理——它通常只会使经济结构更不合理。

面对如此不合理而绝对的权力，大学官员、地方官员近乎本能地认为，惟一理性的选择是臣服，他们的顺服姿态更增加了行政机关坚守自己权威的决心。

这种行政权力无所不在，而政府自上而下架构的治理模式在中国已有悠久历史，近几十年来更是走到极端。人们曾经将其视为惟一可能的治理模式，而不敢设想其他治理模式。一旦遇到问题，人们也是近乎本能地诉诸上面的控制和监督。

不过，袁俏事件再次证明，单一中心的治理模式其实有非常荒诞的一面。相对于社会结构的多元性，其不合理性更是显著。因此，大学内外所有人都在抨击教学评估，人们已意识到，大学治理的惟一正道是自治，而高度行政化的教学评估制度恰恰与此背道而驰。大学领导面对教学评估中心普通秘书的那种顺服姿态，意味着大学根本不享有最基本的尊严。没有尊严的大学能有多大自由空间？这样的校领导会如何对待教育、学生？答案不问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