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普随：抵制家乐福与民族文化心态的成熟

4月19日下午博客中国邀请专家学者在潮江春会馆召开“抵制家乐福与国人的爱国情感”研讨会，就近来因圣火被阻引发国内民众抵制家乐福等事件进行了学术性的探讨。以下为CCTV网络法制频道总监张普随的发言摘要：

我就觉得倾听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风度，我这个题目，我原来有个题目叫《风度与气度》。首先我觉得我们在座的都看一下著名学者，对于我，我才是干活的，我是代表我自己，不要把人家CCTV给挂上，所以只有我是一个平民，我看大家都是著名的学者。

我先简单的讲几句，我觉得风度非常重要，一个是你自身的教养，另外一个是对别人的一种态度，这都是展示了我们的行为语言，对别人的一种尊重，甚至有讨论和批评。我觉得在我们这张桌子上就二十个人，我算来算去也只有二十个人，形不成一个非常良好的讨论氛围，是值得我们反思。我们不要说抵制人家这个抵制人家那个，我们内部就形不成一个非常好的氛围。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一种民族心态的表现，我想在座的都是学者，学者的价值有一个率先图范。

我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法学的，我们是搞史学的，我觉得这样，最起码我们的老祖宗里面有这种有不讲文明的，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学者是可以守规矩的，所以我关于风度，因为不不想说这个事，我看从头到尾就是在拍桌子，在指手划脚，我觉得这个是很不舒服的这么一种氛围。

谈气度，我为什么要谈气度？我想在四个主题上来谈，一个是在政治法律文献上。再一个我们目前在经济的范畴里面讲。第三个我们就讲这种民族文化的心态上。我想从这三个主题，因为它给的这个题目是大国崛起背景下的民族主义情感。再一个是抵制家乐福，就切入了这个事，我想从三个角度对这个事，我特别想强调不是谈情感，我想谈我们大国崛起的背景，因为它给了这么一个提议，大国崛起背景下的民族主义情感，我想在此时此刻我们崛起到什么样的程度？大国之所以用过是以往有过，之所以成为了能被大家所广泛讨论的，我记得好像博客原来讨论过这个问题，虽然不是大国崛起的这样一个题目，这样号称在中央台是有大国崛起和复兴之路，现在在军博还在搞展览。

我想这是反映了我们的决策层，包括政治主导下一种，我觉得它和当年的86年、87年时候的合生，可以在思想上动态的一种活动价值，所以我想特别谈一下大国崛起，我们崛起的是什么？我们现在崛起到什么程度？用崛起和复兴这样的一种表达，给我们民族将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语言整个背景下，我们来讨论今天选择家乐福的一种表达，我同意刚才几位学者说的，因为我们没有提供一个多元的意见的一种管道，我们选择地方，在我们的诗词上叫意向学家，李白就讲的日照翔鹭生节，他就把自己的情绪通过一种自然的风光来表达出来，我想家乐福在此时此刻充当着这么一个，就是我们要表达的像火山的喷发口的那么一个价值。

我们再从这个来倒过来，再来看我们整个30年，所谓我们崛起的过程，我想通过这三个方面，我们的政治体制到什么程度？我们的经济复苏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的民族文化心态成熟到一种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这样可能对我们谈论下一步朝着哪个方向去走？我觉得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事件的发生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一件坏事。这就是我们个人的成熟都经历过，小时候也挨过别人揍，谈朋友的时候也拒绝过别人，也接受过别人的拒绝。我就说如果把我们国家比喻成一个人的成长的话，我觉得中国的成长是从78年，我认为78、79年才开始进入正常的过上人的日子。

就说我四十来岁，我也在很小的时候是专政，被专政的对象，如果没有恢复高考制度，我也是不可能学上教育，我想在这个时间我们是享受了政策的恩惠。所以我想我们反思一下共同的原点，从这儿再往前去，我想我们的政治制度现在发展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宪法还是有缺陷的，就在这有限的宪法里面，有缺陷的宪法里面，我们也是打了折扣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提供更多的一种政治途径和表达言论，而且我觉得在政治上是缺乏成熟的。所以民众就会以这样那样的一些，这次包括在民间也有一些，包括有学生的东西，包括民间的民众不仅仅是对达赖这一件事，其实在地底下有很多的暗流拥堵，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超过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媒体，其实是在我们现在讨论的，也许在更高层次也在讨论目前我们所遇到的棘手问题，所以我觉得一句话在政治制度上的成熟化还是不够的，就没有一种政治家的胸怀，这种气度在处理突发性事件的时候，政治决策者在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上，我认为还是缺乏这样的素质，这是我在一个层次上的看法。

另外一个层次，我想是从经济，为什么我要分析这个？家乐福其实我觉得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我觉得跨国公司承担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符号，它承担着一个文化输出的一种东西，而我们这个民族目前30年承载民这样族付出的企业非常地少，所以我觉得在新的国际化潮流下，我觉得企业在国际化领域非常超越，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国家的一种文化输出的机制，我觉得这个问题一定要作为课题要很好解决。我觉得在家乐福，麦当劳，因为最近我要在中关村，24日做访谈请了奥运发展历史，1896年到现在，112年的时间我做了一个大的梳理。

另外我觉得把国际化的跨国公司几个发展的阶段，我也做了一下比较。我觉得国家立志，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市场主体，这个市场主体已经跨越了经济的概念，它成为国家意志的一种载体，这是我在这段时间，因为要和政府在一块来做，所以就要拿出一些比较有价值的的东西，一些数据。包括在亚洲举办的奥运会这是第三次，东京奥运会、汉口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其实这三次举办的都是不顺利的。包括东京的时候那时美国压迫，9年之后了，45年日本投降了之后，46年又举办了，这个是西方价值，韩国的汉口奥运会，这是韩国在向世界世界宣誓，我想这次，这种奥运活动，我认为是正常的。

但开始的时候奥委会对这种事件应变缺乏思想准备的。为什么我们要宣誓？这过去在韩国是有过这样的先例，它也是在宣誓，没有像现在范围这么大，其实它是一种宣誓，但是在策划这个的时候他们是作为一种旅游，也是一种向国外文化输出的方式，没想到有了内外的力量，这种事件，你说怕没有关系吗？这样很偶然的事件里面，就发生了内在的一种关系的。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版块，而这次我们选择达赖作为一种表达，这个是有很多政治的考量在里面的。

从经济主线我们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说奥运是不是被政治化了，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宜在公开的场合来讨论，私下我们进行奥运是否被政治化还是没有被政治化？这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我们不想在这儿讨论。

但我回过头来考虑，我们国家，跨国企业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企业了，它是一个承载着民族文化一种输出的壳，一种载体，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的结论。我们并不能把这种跨国企业简单看成一个企业，麦当劳不完全是一个企业，肯德基也不完全是个企业，在国际化的背景下，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经济政治体，这是关于我第二个问题的看法。

另外我觉得，谈谈我们的民族文化心态，我们这个成熟度，我们这个民族在一百多年来，甚至我在更广泛的实践主线上，创造了三点这样一个实践主线，我们这个民族其实是陷入一种保守，后来就逐步开放，所以我们依照目前的政治问题来了之后，是缺乏训练的，这种民族整体是缺乏训练的。其实这样的话，在我们目前的政治架构下，就强调一个定型，我们现在整个的格局是多元一体，就是多民族一体的格局，一体是什么？一体是政府，是国家主权，主权之上的，在它之下的。我觉得这种概念之间是在它之下的，这个之间是有个内在逻辑，我特别强调在我们的民族权利架构里面，它是有逻辑上的一级和二级、三级的这样一种层次感，不是说这几个是并列的。

我想陈永苗同志刚才有些话我是不太赞成，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结论赞同，我们现在所表现的是以民族的形态，所表达出来民族特点、民生问题的一个亮化。而且我觉得我们的民族文化的心态，包括我去考察了我们一些基层的选举制度，包括我们新的人民代表的更名，就是新一届的代表选举，其实都是对我们民族变化的一种变化。但光有这些东西是不够的，我觉得需要更深层次的，像经济上有经济区域，还有刺激区域，我们觉得我们这些自称为是学法学的，我们首先是按照西方的套路走，我们本意的内心这种制度性的安排，其实在我们老祖宗那儿是有的，但我们对于这一部分制度上的开掘，我认为是欠缺的，包括我们现实所反对的这些东西，我们开始拿别人的在反对别人，自由了、民主、博爱不是来自法西斯的嘛。

这段历史，偶然的历史让我们此时此刻让我们觉得，我们是不是在反西化的时候，我们是西化的不够。所以我觉得我们对民族的文化心态上，我觉得我们急需要，要有更多的一种训练渠道，甚至我觉得这种渠道，和前面的政治制度设计应该是有关联度的，这我觉得衡量文化的冲突，像这个我觉得那种理论是有它的一种价值的，所以我们不要一上来，我们这一些学者一上去把别人犀利，好好坐下来研究研究这些东西，然后再看看我们本意的东西，内深性的东西有没有，我觉得中国的发展一定要走一种内外结合的路，特别是我们在反别人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觉得别人欺负，所以说我觉得最后一个结论，我觉得大国崛起应该在政治制度的完善，和跨国企业的成熟，和增强我们民族文化心态的深度，增加我们开放性上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