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试验区是否取得成功主要是看各个试验区是否解决了当地突出的体制机制问题，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是否率先突破，消除体制障碍，既为当地发展生产力创造有利的体制机制条件，又为全国改革和发展提供示范与经验，以点促面，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全国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

综改试验区：“上下联动”深化改革

——专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

文/杜珂 本刊记者

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期为完善改革推进方式、推进攻坚阶段改革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那么，在改革攻坚阶段的当下，为什么要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他们的历史任务与以往的特区和新区有什么不同？又如何能够不负众望，稳妥的走下去？本刊为此专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

从特区、新区到综改试验区

《中国改革》：深圳、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成都、重庆这七个改革试验区，从特区到新区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名字的变化说明了什么？试验区的地理位置变迁说明了什么？为何成渝批准早于武汉和长株潭？广西北部湾为什么不是作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批准的？以后还会批准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么？

孔泾源：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滨海新区以及成都、重庆、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四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国家在改革开放不同阶段先后设立的改革试验区。从“特区”、“新区”再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变化反映了我国改革所面临问题的变化、所处环境的变化和改革具体任务的变化。

1980年代初期，国家设立了深圳等经济特区，目的在于通过给予部分地区特殊的优惠政策，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路径。1990年代初，中央决定设立浦东新区，当时改革方向已基本明确，改革从区域性试验进入全面展开阶段。浦东新区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对外开放的又一个前沿阵地，它带动了整个长三角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极。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改革开放从过去的给予部分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向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各地开展公平竞争转变。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提出和进行的，其主要任务，是在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上先行先试，以点促面，率先解决影响区域、城乡、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问题，率先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加快全国新体制建设的进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上世纪八十年代设立的经济特区不同。开展综合配套改革不给特殊优惠政策，只给予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的权利。在试验区的选择上，主要从代表性和典型性方面考虑，同时兼顾促进东中西部平衡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为此，国家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选择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重庆市和成都市开展不同类型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上述试验区从区域上兼顾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的改革需求，从试点内容和重点上基本涵盖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改革发展需要解决的体制性重点难点问题。从批准的时间和次序来说，主要是根据工作需要和进展来进行，没有其他特殊的考虑。从工作部署来看，今后一段时间主要是做好现已批准的试验区的改革试点工作及阶段性总结工作。按照国务院要求，近期原则上不再批准其他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至于广西北部湾地区，当地更多的是从区域开发开放发展规划的角度提出任务。

《中国改革》：从深圳作为特区开始，国家推动的不同层面改革试点很多，为什么深圳取得的成就比较突出？深圳的成功和一些地方的失败对今天有何借鉴意义？

孔泾源：深圳改革和发展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有四点：一是深圳始终坚持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优先，坚定地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和制度建设，以体制优势促进快速发展。二是深圳特区是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从一开始就是实行市场经济，传统计划体制的束缚和历史包袱较少。三是深圳有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毗邻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的香港，在吸引外资、开展外贸、吸纳人才等方面条件比较好。第四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当地政府和人民充分发挥了改革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形成了浓厚的改革氛围和强劲的改革动力。

通过试点，积累经验，然后再逐步推开，是改革开放成功推进的一条重要经验。既然是试点，就必然有成功的和不很成功的。应该说，只要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开展的改革试点，大多数都是成功的。不管是深圳改革试验成功的经验，还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主要有四点，一是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通过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二是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渐进式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三是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主体地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四是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以改革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地方自主改革与国家统一部署相结合

《中国改革》：“上下联动”是80年代以来成功的经验，这对当下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意味着什么？对于攻坚阶段的改革有什么启示？

孔泾源：所谓“上下联动”有两层含义：一是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充分发挥地方政府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二是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30年来我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在本轮试点中，我们明确提出坚持地方自主改革与国家统一部署相结合、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与政府的风险预控相结合的原则。既要尊重试点地区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地方制度创新的积极性，又要建立改革风险预控和纠偏机制，积极、稳妥、有序地开展试点工作，确保试点依法依规进行。对确需突破现行法律法规的，要采取局部试点和项目管理的办法，有效控制风险，循序渐进推进。

《中国改革》：您如何看待中央和地方在改革与发展中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孔泾源：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是我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则。一方面，全国的改革和发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必须通盘考虑、统筹推进；另一方面，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也各不相同。赋予地方必要权力，让地方有更多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增强整个经济的生机和活力。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权力下放，地方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和发展，这是一条重要经验。目前，各地改革与发展的热情很高，这既有深化改革的共识，也有加快发展的压力。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更好地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既要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要有在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只有两个积极性都发挥好，才能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科学发展与社会发展。

做体制机制和面上共性难题的文章

《中国改革》：相对其他改革试点，综合配套试验区的改革似乎引起媒体的关注更大。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孔泾源：当前，伴随着经济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剧烈变化，各种矛盾逐步集中暴露，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超出了先前的预期。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选择什么样的改革推进方式、选择什么区域、在什么领域和什么环节率先突破等问题必然会引起各方面（包括媒体）的广泛关注，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各界对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有一点必须注意，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不是特区，在成渝试验区刚被国家批准的时候，有些媒体解读为设立“新特区”，甚至在短期内引起了相关地区股价和房地产价格的波动，这是一种误解。希望今后对改革试验区多宣传更准确一些。

《中国改革》：当今中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试验区要积极承接哪些改革任务？形成怎样的改革局面？如何实现地方自主性的制度改革创新与国家统一部署相协调？

孔泾源：我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改革发展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无论是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对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区，作为建立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体制机制的示范区，要围绕解决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和面上共性难题，围绕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推进行政管理、市场体系、社会事业、宏观调控、对外开放等各领域改革，逐步形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体制机制保障，率先建立以自主能动的微观主体、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科学有效的调控机制、合理适度的保障体系、规范完备的法制体系等为主要内容，制度比较完备、运行比较高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为实现地方在制度建设上的自主创新与国家层面上改革的有机统一，我们主要采取了两项政策保障措施：一是改革方向，试验区改革要符合国家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社会和谐的各项政策、方针和规划部署。二是操作层面上，改革试点的总体方案要报请国务院批准，涉及全局的重大体制和政策性问题要报国务院审定，改革试点工作要在国家发改委的指导下进行，各专项改革要在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指导下依法依规开展。三是如前面提到的对确实要突破现行法律法规的，采取局部试点、项目管理，锁定风险，循序渐进。

《中国改革》：判断试验区是否取得成效的标准是什么？

孔泾源：判断试验区是否取得成功主要是看各个试验区是否完成了预定的改革任务，是否解决了当地突出的体制机制问题，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消除体制障碍，既为当地发展生产力创造有利的体制机制条件，又为全国改革和发展提供示范与经验，以点促面，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全国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