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是个好东西，因为网络为大众提供了一个话语平台，网络上的声音来自四面八方，来自五湖四海，不分贫富贵贱，不分地位高下，人人有发言权。说白了，与前电子时代的大字报有异曲同工之处。

4月2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吴稼祥的一篇宏文，新浪网转载的时候，标题是“吴稼祥：减少社会患民粹主义流感的可能性”；人民网转载的时候，标题是《民粹一咳嗽 大众就发烧》。这样一来，“民粹”与“流感”挂上了钩、与“咳嗽”沾了边，与“大众”带上了关系，且颇为负面。

然一个“民”字，一个“大众”称谓，吴稼祥也就自身定位了，也就是把其自我定为非“民”的、非“大众”的，算什么呢？以当下的时髦术语“阶层”而论，就叫作“精英”，一个“精英”对“民”，对“大众”如此不屑，蔑为“流感”、“咳嗽”、“发烧”，可见其情之不忿。不忿什么呢，“民”们话“多”起来了，声音有点刺耳了，“粹”起来了，而“大众”们也在“粹”中“发烧”了。这里，草民感觉到了“精英”们也有其“粹”，就是自我良好的感觉，如某经济学家所说是“高收入者（精英）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因此，要由他们说了就算，别人说了就算“粹”。那不妨把精英们的思维、话语也称为“粹”，或者叫做“精粹”，好听，高雅，有格调。

吴稼祥氏用酸酸的对比为其高论开了个头：“人民大会堂，两位身着军装的政协委员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一位是毛新宇——毛泽东的孙子；一位是朱和平——朱德的孙子。心情激动的毛新宇还当场赋诗一首：‘革命红旗飘井冈，历史会师军威壮。光荣传统须牢记，人民军队忠于党。’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的销声匿迹。‘厉股份’（厉以宁）已沉默多年，往年在两会上出语惊人的‘吴市场’（吴敬琏）也突然没有了踪影。很容易发现的却是近两年来几乎把他们淹没的唾沫，咒骂者的唾沫。革命后代像春花那样走红，因为他们的亮相，能够抚慰怀念革命时代平等的‘民意’；改革先驱和股市一样发绿，因为他们不仅造成了，而且还在维护扩大再生产不平等的市场。实际上，被某些人吐唾沫的，不仅是为改革提供‘脚本’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甚至包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然后，吴稼祥一口气点了诸多网站的名字，“毛泽东旗帜”、“乌有之乡”、“左岸会馆”、“共产主义论坛”、“主人公论坛”、“共产党人”、“工农兵BBS”。然后，断言“以我观察，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的舆论氛围似乎感染了某种病毒，出现了某种类似流感的症状。”草民见此，即刻大惑不解，“精粹”们不是已经把持话语权达30年之久了吗？怎么还会出现“我们的舆论氛围似乎感染了某种病毒”的窘态呢？如果不信，《中国青年报》会发表吴稼祥所攻击的对立面们的文字吗？草民看来，还只能在网络上“作怪”。

吴稼祥对于他们在年轻人当中的形象可能颇为不满，大谈“年轻人并非都是愤青，但一个没有结婚，甚至连女朋友也没有的青年人成为愤青的几率非常大，而愤青往往又容易成为民粹主义的后备军。这是因为，第一，缺乏责任感；第二，自恋。而这正是所有民粹主义者所具有的基本特征”。看来“精粹”们因为自己有“女朋友”或者已结婚，所以开口就数落年轻人是“愤青”、是“民粹”。既然在吴稼祥眼里，年轻人当中有如此多的“愤青”、“民粹”，那“精粹”们不妨自省一下，自己为什么如此“孤芳自赏”呢？说别人“自恋”，而“精粹”们的自恋可以说是世间最强烈的。

“精粹”的另外一个情结就是歪曲，就像西方的老爷总站在“民主、人权”代言人的高度俯瞰中国的一切一样，吴稼祥自以为“出彩”地揶揄“到人民中间去！”表面看是朝圣，实际上是把人民当作群氓，要自己去启蒙、发动，自己才是政治圣徒。“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把自己当作种子，人民当作土地，土地不过是让自己开花的工具。那满口“愤青”、“民粹”者的内心是什么，不是在用“民主圣徒”的右手打自己的左脸，用“政治圣徒”的左手打自己的右脸了吗？某经济学家的“高收入者（精英）推动社会发展”论，不是啐了这位自认高明的吴稼祥一脸吐沫吗？

吴稼祥总结中国目前有“五派新民粹主义者”，感叹“比中国的其他思想流派要内聚得多”，称“他们知道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着一个统一立场：‘六反三仇三热爱’。具体地说，‘六反’是反现代性、反改革、反西方、反市场、反自由、反智；‘三仇’是仇富、仇资、仇官；‘三热爱’是爱毛、爱苏（包括今天的俄国）、爱‘文革’。中国当下的新民粹主义是旧的，因为它的眼睛向后看，怀旧，是他们共同分享的情绪。”看来吴稼祥有些酸楚，因为“民粹”们“比中国的其他思想流派要内聚得多”，因为私有化语境下的尔虞我诈、损人利己、不择手段的因子少了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草民有些晕厥了，是“民粹”们在“怀旧”呢，还是“精粹”们在怀旧？比如满银幕、荧屏上的“皇上、皇后、太后、贝勒、格格、老爷、太太、小姐、少爷”的泛滥，是“新”还是“旧”？解放后销声匿迹了30年的黄、赌、毒泛滥算是“新”还是“旧”？坑蒙拐骗、制假贩假、走私贩私、囤积居奇、欺行霸市算是“新”还是“旧”？而这些行为的施行者，不是文化“精英”，就是财富“精英”。宣扬个人主义无限至上、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颓废糜烂的“现代性”不该“反”？西方在经济、技术上实行变相掠夺和封锁、政治上实行双重标准不该“反”？市场化导向下的“三座大山”不该“反”？赖昌星、张荣坤之类的“富”不该“仇”？罔顾个人死活、残酷盘剥甚至奴役工人的“资”不该“仇”？陈良宇之流的“官”不该“仇”？

吴稼祥说：“旧体制只要平等不要效率，以至于国民的温饱都成了问题。要前行，你总要迈一条腿，过去迈的是平等那条腿，死活不迈效率这条腿，结果是僵在那儿，像田埂边叉腿站立、守护着‘社会主义苗’的稻草人，不吃东西，只喝北风。改革从提高效率开始，用邓小平的话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当然没有错，社会财富像被打开闸门的泉水一样涌流出来。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增长了10.9倍，人均GDP增长了10.1倍。200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26，792亿美元，超过英国居世界第四位。”

草民不知道吴稼祥的“社会财富像被打开闸门的泉水一样涌流出来”的源头在哪里。且说至今还没有卖完的国有资产是如何积累起来的呢？还有从国有企业高层一转眼变成私企富豪的“精粹”们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呢？说到效率，黑砖窑、血汗工厂的效率如何？把数千万职工赶到街上、低价甚至零价“买断”一生后，效率自然会高的。

当然，吴稼祥虚晃一枪，“效率主导型的市场化改革，既没有保障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也没有保障公民权利的公平分配。尤其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引起社会舆论的极大反感，有人把这种状况称作‘权贵资本主义’，虽然有点愤世嫉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情况的严重性。正是这种情况，成为培育中国当前各种民粹主义的肥沃土壤。”

因此，吴稼祥为我们开了个药方：权利平等是一项正义原则，也是一项政治体制安排原则。这个原则在制度上的最根本体现就是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所指出的“必须在实际上确保每一个成年公民都拥有投票权。”这实际上说的就是所谓“民主”。民主最简单的定义就是确保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如何“确保”？当然是通过以权力制约为核心的宪政制度来确保。从理论上讲，权利平等与宪政民主互为条件；从操作上讲，有了宪政民主的体制安排才会有真正的权利平等。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公平。因此，公平主导型的改革，也就是民主化改革。

但草民并不看好这个虚头八脑的药方，“选票”＝“民主”，至少在亚洲有一个反例：菲律宾是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美国式民主架构、经济架构，可是菲律宾的政治一直把持在四个家族手中，菲律宾的经济有目共睹，草民以为，在中国，不谈经济平等、经济民主，其它的就是假的，不信就提高富人的税收看看，吴稼祥又该大骂“民粹”了。

“精粹”们究竟怕什么？吴稼祥有个解读：“市场经济越不发达，民主政治越不完善的国家，民粹主义越可能不是春药，而是炸药。炸药一旦爆炸，不是炸出暴君，就是炸出暴乱。美国的民粹主义可能是感冒后的一个喷嚏，但对于依然处于二元结构的中国，民粹主义一旦爆发为运动，就不仅仅是洪灾、非典或者雪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