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对幸福的80后们而言，30年前的事已经是古代史了。对我这样的过来人，好象才是昨天的事情。新京报现在每天用2版回顾这30年的各种故事。前2天它刊登了一个我多少也知道一点的故事。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

第一年他在北京春季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

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

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已。

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

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赛群众场面的照片。

那些年，他常和作家史铁生一起在园子里待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着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描写的这个人就是1985年万人马拉松25公里组冠军李燕琨。”

我中学上的是反修路中学，叫这名字是因为学校与苏联大使馆只有一墙之隔，使馆门前那条马路(原名扬威路)文革开始就改名叫反修路了(如今叫东直门中学)。学校离地坛公园不远。每年冬天市里都在中学搞长跑活动，名字起得都很有意义，譬如韶山，井冈山，延安什么的。就是说一个班40多人，一冬天跑下来，累计里程能到那些神圣的地方。一般同学都不愿意跑。这也难怪，早上7点来钟气温在零度以下，真跑3000米(女生1500)下来，早上吃的那点早饭的热量就消耗没了。教室里暖气时有时无，窗玻璃也经常残缺不全，西北风直接灌进来，跑一身汗上午4节课怎么熬啊?我大小算个学生干部，和其他干部们不好意思不跑。再说各班比赛，累计里程每天都在校门口布告栏上公布。人家都快到韶山了，我们才出北京城，不好意思啊。出了校门，饶过苏联大使馆，跑到地坛南门再跑回来，正好3000来米。干部和好学生们跑是无可奈何，但有些坏学生们跑则是兴致勃勃了。别说3000，5000，10000都不在话下。经常是都上第2节课了，几个坏小子才神采飞扬地闯进来。替班集体争光，谁也不好说什么。

所谓坏小子一般是家境不好，学习不好，但身体很好的平民子弟。厉害点的崇尚打架斗殴，参加流氓团伙，基本初中没毕业就进监狱(我们班有3位，刑期2-4年不等)。老实点的崇尚身体锻炼，学校运动会主要靠他们拿成绩。他们有自己的江湖和规矩，我们那一带崇拜的传奇人物之一就是开头提到的李燕琨，绰号琨子。

李燕琨从74年到78年5次参加北京环城赛，直到拿了第1都没被承认是有原因的。68年，因为爹当过国民党兵，他这当儿子的被认定是历史反革命，监狱关了1年。出来又劳教3年。参赛的5年他其实是失业青年。每天早上4:20起床，在地坛里跑20圈合2万多米。然后骑上平板车出去找活挣钱活命。得了第1也不能代表北京参加全国比赛，因为只是业余运动员。有些运动队想要他，一看他那历史也就算了。直到85年，改革深入了，他才被北京军区体工队招去，成了专业运动员。没想到北京环城赛也改革了，专业运动员不算成绩。86年大裁军，这老兄又被干掉，当了工人。87年李燕琨终于又以业余之身参加了北京环城赛，没拿到好名次。那年他已经36了。后来他辞职单干，在地坛附近开了个体育用品商店直至今天。

如今想起来，对李燕琨和我们班上的坏小子们而言，长跑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体育。既然被社会和时代打入了另册，既然不具备被主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认可和接纳的条件，既然不甘心自暴自弃象其他人一样混日子，那就有什么就最大限度地用上，挖掘出自信，自尊和自身价值来，硬从无意义无希望无寄托中造出个意义，希望和寄托来。被不被大众认可无所谓，被不被市场认可无所谓，被不被历史认可无所谓。这很象所谓的阿甘精神，也很象许三多的”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做有意义的事就是好好活”。

中国象李燕琨这样的人多一点好，网络界象李燕琨这样的人多一点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