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常感叹，一些历史的风景正在淡漠中远去。然而在一些人的心中，人世沧桑，却总有些风景从不曾远去，甚至将永远存在。于是，他们选择回望。当人们已习惯于沉默，眼瞳已习惯高楼与大坝的“雄姿”时，朱幼棣用他的脚步，踏遍了书中提到的土地，抚摸着众多历史痕迹，追怀了昔人旧事。对历史、地理及时政的了然于胸，使得朱幼棣的很多观察和笔触，显出少见的冷静和深沉。

　　文津街国家图书馆的启示

　　每次走过北京的文津街和北海大桥，我都会被国家图书馆（分馆）的气宇恢弘的建筑所吸引。我真不敢想象，这座70多年前建成的中国气派与风格的现代图书馆，是出自洋建筑师之手。

　　这幢被列为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文津阁北京建筑，出自德国建筑师之手。其实外国建筑师也并非只能搞西式建筑，他们的作品也可以“很中国”，图书馆内部的设施非常先进，完全达到了当时世界的一流水平。

　　更令我迷惑的是，这座仿宫殿的现代化建筑竟是上个世纪20年代通过招标评选的结果！

　　后来我明白，任何建筑的风格导向，任何招投标和中标的结果，都取决于评审的标准和评审者的眼光和水平。

　　只要我们看一看先后参与筹划开馆和主持馆务的大师级学者就知道了：徐坊、江翰、夏曾佑、鲁迅、陈垣、袁同礼和李四光等等。梁启超、马叙伦、蔡元培等曾先后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这些专家和领导干部学贯中西，通晓古今，极具自信。他们在招标以前，已经定好了入选的标准，即既是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又要与周边的建筑相协调。他们不是建筑工程师和规划设计师，但又比他们站得更高。

　　今天，一些人把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文化断裂和抛弃，这是毫无道理的。须知，京师图书馆在开馆之初，为充实馆藏，鲁迅做了大量工作，征取各省区新修的志书，征求各种著名碑碣石刻拓本。《永乐大典》（残本）和文津阁《四库全书》，也是鲁迅据理力争，移藏京师图书馆的。连接北海大桥的街道本无名，因馆内藏有文津阁的《四库全书》而得名文津街。

　　城市的大门：老火车站与新建筑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往深圳的考察团和成千上万的游人，不可忽略的景点就是微缩景观“中国之窗”和“世界之窗”。

　　建于1989年的“世界之窗”，聚集了世界各国的著名建筑和环境。当时，人们出国还不那么容易，“世界之窗”使国人感到不用出国就可以“走遍天下”，领略西方建筑的风采，一时游人摩肩接踵。中国的建筑师，规划师的信心又发生了动摇，竞相追求时尚。“世界之窗”也成为来势迅猛的国内建筑仿欧之风的肇始。

　　当代，在中国的城市里，概念不清、断章取义、形式混乱、粗制滥造的“罗马花园”、“欧陆风情”、“巴黎别墅”、“日耳曼家居”不断出炉。

　　其实，中国近代城市建筑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已有100多年。19世纪中叶后，资本主义经济加速发展。随着近代交通线路和港口的修建，我国城市的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种种原因，广州、上海、天津、青岛、哈尔滨等新兴城市受欧洲文化的影响较大，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特点的建筑，巴洛克和哥特式建筑，还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建筑和日耳曼建筑、俄罗斯建筑等等，都出现在世界的东方，这些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中外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

　　如上海城市的突出特点就是中西交融。广州中西合璧的城市建筑风格，以西关骑楼和沙面租界建筑群为代表，既保留了岭南的传统风格，同时又吸收了欧洲的风格。

　　可有谁想过，各地在大建仿欧建筑的同时，真正经典的欧洲文化建筑，却在我国不断遭到无情的毁坏。

　　北京规划展览馆位于北京前三门大街南侧。周边的建筑，包括巍峨的前门和正阳门箭楼，与展览馆毗邻的，则是北京有着欧洲建筑风格的前门火车站，以及前门和大栅栏老街。

　　前门街区，留下岁月变迁的沧桑和特征。

　　前门火车站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京奉铁路从马家堡经永定门修到了北京的东侧，同年建成了“京奉铁路正阳门东火车站”。

　　前门火车站与古城箭楼相望，是典型的欧式风格，由英国铁路工程师设计。我们可以从这些建筑上读出“历史年轮”和演变的规律，倾听砖石讲述的故事。令人惊异的是，这座与中国传统城楼近在咫尺的欧式建筑，竟与周边的环境十分和谐，共存在一座城市、一个街区中。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从前门火车站高度处理与钟楼的设计等，都可以看出英国建筑师的匠心独运，和对中国经典建筑的敬畏之心——前门火车站的整体高度比前门和正阳门城楼要低得多。这几幢建筑，组成了历史延续和时代演绎的生动范例。此后半个多世纪，这座北京最大的火车站，成了留驻时光、延续感情的地方，是许多重大事件和动人故事不变的背景。

　　此外，前门火车站还与东交民巷那些风格各异的西式楼房，组成了别致的建筑群落。

　　1958年，当时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新北京站建成，前门不再有汽笛与火车的疾驶。前门火车站成了北京铁路职工俱乐部，近年，又改成了百货和小商品的商场。岁月的淘洗是最无情的。近年，前门火车站进行了修复，恢复了原有的风格。不少有识之士呼吁，建议把具有经典欧洲风格的前门火车站改成博物馆——这可以看出百年老建筑的文化价值和生命力。

　　耸立在庄稼地上的现代楼阁

　　重建古代名楼，盛行各地。湖北的黄鹤楼，南昌的滕王阁等等，规模宏大，都是钢筋混凝土架构。历代兵燹之患，古建筑多毁于战火，现代建筑倒不怕火灾。

　　蒲津渡是黄河古渡，维系着秦晋交通要道。蒲津古渡遗址、蒲州古城、普救寺、中条山中的永固寺，组成了黄河中游极好的旅游景观组合——当然，重建鹳雀楼是不可缺少的环节。但未想到，建成后鹳雀楼又留下了新的遗憾。

　　问题是鹳雀楼的选址。

　　鹳雀楼始建于北周时期，大约在公元557～571年间，位于蒲州城西门外的黄河滩地上，做军事瞭望台用。历经隋唐、五代、宋金七百余年。楼因黄河近岸沙洲沼泽密布，鹳雀等水鸟翔集故名。宋代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推崇了《登鹳雀楼》的三人同题诗。

　　李益的诗云：

　　鹳雀楼西百尺樯，

　　汀洲云树共茫茫。

　　汉家箫鼓空流水，

　　魏国山河半夕阳。

　　事去千年犹恨速，

　　愁来一日即为长。

　　风烟并起思归望，

　　远目非春亦自伤。

　　畅诸的诗云：

　　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

　　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

　　另一首就是王之涣的那首“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了。正因为有如此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鹳雀楼也就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精神文化之楼，它从来没有在人们的意识中消失过。

　　唐代蒲津渡遗址，距蒲州西城墙不过百米之遥。可以想见，当年鹳雀楼就近在蒲州城边，楼下便是滚滚黄河。元初鹳雀楼毁后，明代以蒲州西门城楼“寄名曰鹳雀”。

　　现在黄河已经西移至十多里外的山脚下。原先河滩上的沼泽沙洲，全变成了庄稼地。

　　其实文化需要皈依，需要“植根”。鹳雀楼也是一个悠久文化的结点，只有两种合理的选择：要么把重修的鹳雀楼移至现在的黄河边；要么尽量尊重历史，选在古城与蒲津渡之间，接近原址，修复鹳雀楼的同时再修建一段古城墙。

　　新鹳雀楼由领导人题额，移位到了蒲津渡西边几千米处的庄稼地上，高高大大，绝无依傍地屹立在青青麦田之中。新楼圈了很大一片地方，建筑十分现代，周围是几何图案的西式草坪，这就是当代人对鹳雀楼的理解和诠释？完全不符合文物重建和古迹保护的原真性原则。由于占地大，可买票乘电瓶车进出。没有古城，没有黄河的鹳雀楼，缺乏表现形式与历史价值的内在统一，构不成任何与黄河、古渡、沙洲有关的景观意境，即使作为新建的旅游景点，也很难说是成功的。

　　呜呼，登楼远眺，前不见黄河，后不见古城，更无飞鸟。

　　而山河之伟，云烟之胜，风土之异，不殊于往古矣。

　　“大手笔”们的挥写

　　“大手笔”，是不少城市领导对政绩工程的得意之谓。

　　我们并不比古人高明，也不比后人聪明。当代，在“塑造”几百个中国“现代化”城市的同时，轻视历史，忽视文化传统的倾向十分普遍。

　　仿造移植欧美之风盛行，不伦不类的建筑物大量出现。许多地方的酒店直接抄自欧洲城堡。有的小区原封不动地“照搬”国外小镇。这就是品位？

　　“豪华衙门”风生水起，屡禁不止，难道仅仅是“公仆意识”、“忧患意识”、“节俭意识”的缺失？有的办公楼气派得像宫殿，有的办公楼漂亮得像公园，不少办公楼都是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河南郑州市惠济区政府建了个占地530亩，状似“白宫”的办公楼；重庆市忠县的黄金镇办公楼形如天安门；连仅有12名在职职工的重庆市万州天成交通局，也建起了两栋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的“欧式”风格建筑。在青海省的一偏僻地区，我见到当地的法院竟照搬美国国会大厦的外形，其后面是一片荒滩。

　　仍然贫穷的淮北的一个县的旷野上，有一座规模不小的“世界公园”。埃及的金字塔，纽约的世贸大厦，巴黎的凯旋门、雕塑等等，在这里一应俱全。真让人张开嘴巴就合不拢。

　　1996年秋天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地方上特意把考察淮北水灾后农村重建情况的中央领导一行领到这里参观。县委书记口若悬河地介绍自己的杰作。中央领导问，怎么想起建“世界公园”？这位书记说，是县领导到深圳考察世界公园后，决定集资建的。中央领导指着问，这座凯旋门是怎样修建的？这位书记咧着嘴“憨厚”地笑笑，说，是照一个挂历上的照片式样画出图纸建的。——我在人群中听了，顿感愕然。

　　当时，我作为新华社记者随同采访。

　　我问一位当地乡干部：“到这里来参观的游客多吗？投资怎么收回？”

　　他小声说，开始几天人还不少。一些农民听说园里有“光着身子的女人”，想来看个新鲜，就是池边的那几个雕塑。现在呢，没人来了，10元钱一张的门票，掏不起。看了光屁股的，就得饿肚皮了。他停了停说：“不管怎么说，搞开发的老板，低价弄了这么一大片地，今后不管干甚，都发财了！”

　　不管沿海还是内地，逛了一座城市，等于游历了几百座城市。文化竞争力的严重下降，直接影响了城市的创造力和凝聚力。粗陋和荒诞，豪华和铺张，在很多城市，很多建筑群落中集合在一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在城市的规划建设中，主要领导以及开发商起主导作用。官员或老板在城市建设中颐指气使，建筑师并没有发言权，更不用说广大城市居民了。不断改变的设计、规划，以及不断出现的败笔和失误，中国的城市已经很少能找到历史文化演进的踪迹了。

　　■作者简介

　　朱幼棣，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副司长、中国报告文学协会会员。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