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洛杉矶时报》4月24日报道说，全球粮食危机已波及美国，由于担心大米和面粉等粮食价格上涨和供应短缺，全国消费者把诸如沃尔玛百货公司下属的山姆会员商店和好事多仓储超市公司等大零售商店的粮食抢购一空。鉴于国际期货市场大米价格屡创新高局面，美国最大仓储式会员制销售商、好市多仓储公司旗下超市等，已开始限制大米和面粉的购买量。世界粮食危机、粮价高企，国内粮食危机似乎也不容乐观。至于我们缺粮吗？反正在市场方面反应不一。没有确切的数字，谁也不敢肯定缺粮不缺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粮价在涨，并影响到了很多人的消费购买力。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思考下去的话，那么粮价应该是不涨了的，政府也曾一度控制物价上涨，并曾经归因于粮价上涨源于粮农捂粮惜售等。这似乎违背了另一种情况，由此而导致的生产供给疲软。试想，开发商可以高房价赚取利润，为何农民不能从粮食涨价中获得利润呢？

或许这则新闻从另一个角度，揭开了潜在的粮食危机以及粮食供求不平衡导致的粮价高企——据央视《经济半小时》4月27日报道说，在重庆的永川、合川、璧山等一些粮食产区，不少农民因为种粮赔钱已经不愿意种粮了；还有些农民表示，收完这一季，他们就不再种粮食了。数据表明，目前重庆已经有11%的耕地已经不再种粮。在不少农民眼中，种粮已经成为了副业。

这是重庆个别地方的个别现象还是主要种（产）粮区的普遍现象？我想则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农民种粮不挣钱，转而走向城市工厂打工谋生，其工资利润远远高于粮食带来的利润才是根本。正如重庆一位粮农所算的一笔帐：一亩水稻请人犁地、插秧、收割就要300多元，但今年种子、化肥价格上涨的厉害，这样算下来，每亩的成本大约在450元左右，而一亩水稻平均产稻谷900斤，以现在每斤稻谷九毛钱计算，每年的收入是810元，加上40元的政府补贴，总收入为850元，虽然从表面上看，种一亩水稻赚400元左右，但这笔帐还没有计算日常人工管理的成本，如果是出去打工，起码挣两三千块钱一个月。

事实上，从去年年底开始，国内市场上的化肥价格就一路上涨。据《南方农村报》（4月22日）报道说，部分上年度以270-300美元/吨进口的钾肥现以人民币4600元/吨出售，致使农民种田成本随之上涨七成以上。例如，从南方地区的耕地实际情况看——南方土壤严重缺乏钾元素，广东是最早引进和施用钾肥的省份之一。而钾肥大幅度上涨推高生产成本，那么这一地区的粮农会不会也放弃种粮呢？

除了占农业生产成本50%以上的化肥之外，还有农药、种子、灌溉、机械费用都在提高，这种情况下，迫使农民放弃农业生产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投资成本加重，种粮已经不再是一条好的“致富道路”，或者农业生产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而因市场传导作用（比如重庆个别地方农民放弃种粮），可能蔓延至更多的产粮地区粮食产量急剧下滑以及耕地荒废。

如果这种趋势蔓延开来，本质上讲，社会有效生产不足，供给也就不足，导致粮价进一步高涨并发生可能的粮食危机（严重供给不足）。因此，应对粮食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扩大生产量，社会有效供给能够平衡掉粮食危机。市场经济这样告诉我们，市场机制会自动的调节价格，供给丰裕的年头，粮价会自动下降，供给疲软的年头，粮价会自动上升。没有比这样的办法更好的解决粮食生产问题了。

怎样扩大生产量？目前主要是对于粮价高企放行。从市场方面而言，粮价上涨能够使得粮农从中获取更多的利润，鼓励了粮农多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从政府方面而言，现在国家粮食征购价应该再多提高些、幅度大些。相反，政府打压粮价行为或政府征购价过低，都不利于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最终致使有效供给不足。

至于，粮价高企下导致的城镇居民处于消费购买力疲软、CPI高企的交迫状态，应该求解于改善社会福利制度以及改革收入分配差距。在社会福利方面，比如酌情补贴低收入阶层，包括实物补贴或者具有同等购买力的货币补贴；在收入分配方面，有效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工资性收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