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夺取政权到稳固政权，中共历来有两大法宝，那就是笔杆和枪杆，前者争取人心，后者威慑人性。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笔杆逐渐被废去武功。大约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逐渐祭炼出另一宗法宝：钞票，其功能是收买人心。

钞票的功能丝毫不亚于笔杆，而且显然更适合于信息开放、利益分化的当下中国。只要在这两大法宝的笼罩之下，中国政府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一手枪杆一手钞票，中国政府几乎是波澜不惊地渡过了反复被海外媒体一惊一诧的国企下岗、农村征地、城市拆迁、环境污染、安全事故、官民冲突、群体性事件等诸多危机，目前被一些人惊诧不己的股市、房市、物价等灾难，如无意外，中国政府应该也能有惊无险地渡过。

两大法宝虽好用，但关键是要消耗大量的资源。钞票本身不说，枪杆也得靠大量钞票才能养起来。这应该是除利益集团的坚持外，中央政府一直保持高税收、保持中央财政强吸取能力的一个可以搬上内部桌面的理由。

两大法宝的笼罩范围虽广，但也有顾及不到的罩门。具体说，它有三处软肋。一是藏独之类的狂热信仰人士，这些人的理想在天堂而不在人间，因此利益不足以收买，死亡不足以威胁，致使两大法宝无所至其用。二是青年学生，这些人除一腔理想、热血外，一无所有；又属于初生牛犊不怕虎，具有一定的牺牲精神。更重要的是，他们天然具有“抱团”倾向，人多胆大，法不责众，两大法宝也不易收拾。三是全国性的大面积群体事件。当参与的人够多，范围够广，超出了枪杆威慑和钞票收买的能力范围时，两大法宝也就不攻自破。从目前情况看，要出现这种全国性的大面积群体事件，惟有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时才有可能。如此就不难理解，“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执政理念何以如此顽固，即使是倡导“科学发展观”的胡温，也不敢须臾或离。在经济发达的江浙、广东等地，前有李潮源、后有汪洋，可以唱唱“解放思想”的高调。但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呢？放松一步，就可能被拉后好远。靠地方自己是顶不住的，只能靠中央的支援。但一旦四方叫急，中央有这种处处注血的能力吗？

只要现有的官民力量对比格局不变，凭借两大法宝，政府基本上可以稳坐钓鱼台。所以，它一直不敢放开言论与结社，因为那将立马改变现在的官民力量对比格局。但从长远看，这种格局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甚至现在就已可见端倪，那就是很可能到来的全面经济危机与衰退。经济衰退是改变官民力量对比的最有力因素，它将同时削弱政府的两大法宝，从而削弱其掌控局势、化解危机的能力。与开放言论、结社不同，在改变力量对比上，经济衰退做的是减法，而非加法。所以就社会整体和长远的效应而言，它是负面的，其直接后果不是引发崩溃，就是带来军管。

经济危机的端倪在于，中国政府明显加快了经济转型的步伐。通过提高企业的环保、劳动者待遇等门槛，通过大量减少出口退税，加快人民币升值等手段，使原来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外延型扩张之路难以为继，从而加速转向依靠内需、重视科技创新力的内涵型发展道路。这种调整和转变，迟早要发生；不转变，前方终究是死路一条。但这也是一直被前任拖延下来的老大难题，此次胡温的决断显然超出了人们的意料。相较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执政为民等口号，相较于免除农业税、强化社会保障等利益微调，这是最能体现胡温决心，最有胆识，最具创造性，最应该获得赞赏的举措，也是最能对中国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一步棋。这一次经济闯关的意义之重大，仅次于当年邓小平主持的由计划到市场的变革，而难度可能尤有过之。

这就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难关，闯关既是内外形势使然，也是胡温的主动抉择。不论胜负如何，越早一步闯关，留给明天的希望越多。闯过去，不但至少可保证中国未来20年的稳步发展，而且也可由此建立起良性循环的社会机制，中国的前途将无限光明。

历史对中国的挑战当然不会仅此即止，而是将接踵而来。经济转型完成后，下一个关口就将遥遥在望，那即是无可回避的政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