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岁高龄的经济学家茅于轼被人称为“经济学界的鲁迅”。长期以来，他既象经济学家一样关注效率，又象社会学家一样重视公平，这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但近几年来，茅于轼诸如“大骂开发商不骂政府是愚蠢的”、“大学低收费实为穷人补贴富人”、“替富人说话，帮穷人做事”等言论一出就遭到了不少学者和网民强烈的炮轰。有人认为他是年老糊涂，有人认为他已经转向，也有人认为他过于天真。他受到的误解似乎比鲁迅当年受到的更多。

面对记者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专访，茅于轼的回答简练而态度鲜明。

困难，同时也是一个新机会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今年的中国经济会减速，原因是什么？

茅于轼：前两年我国经济形势一直是顺着老路在走，但今年面临的问题很多，例如：人民币升值幅度很大，进出口受到了很大影响；节能减排的压力越来越大；劳动力价格成本上升。这些情况都是过去没有或是不太明显的。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带来了通货膨胀的问题。这就说明我国的经济面临着一些改变，改变是要付出成本的，这种成本就是经济发展要减慢。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全年4.8%的CPI目标可能实现吗?在各种压力下，中国经济如何才能度过难关？

茅于轼：我认为将CPI控制在4.8%的目标实现不了，我预计要到10%左右。当然，这只是估计。

基于现状，我认为中国经济需要整体上一个台阶：企业从粗放经营变成集约经营，产品从低技术含量到高技术含量。上台阶这一步迟早要走，现在的客观形势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从汇率调整、节能减排、劳动力短缺这些点来看，我们现在已经走上了这条正确的道路。

经济要上台阶就要舍得花力气。劳动力要重新培训，社会组织分工要重新安排，技术水平要提高，整个法治环境要进行大的调整。

所以，中国现在面临困难，同时也是一个新机会。不过，不管是政府还是老百姓，都要对困难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我们不能象往年一样过平稳日子了。

《瞭望东方周刊》：在当前的形势下，企业生产成本加大，不愿意给员工加薪，员工的生活压力也大，强烈要求加薪，你站在哪一边？

茅于轼：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悖论。企业、员工都要有过苦日子的准备，员工应该配合企业减薪，度过难关。

利率应提高到比CPI高3个百分点

《瞭望东方周刊》：这一轮通货膨胀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有人认为主要是受美元贬值，能源、原材料和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

茅于轼：根本还在银行利率有问题，现在银行的利率还是很低。通货膨胀率一直在上升，利率又不调，存款负利息局面非常明显，这是非常危险的。

解决通货膨胀有两种方法：一是减少货币发行；二是升高银行利率。94年通货膨胀达到24%，银行利率只有20%多一点，当时把钱放到银行就是一种损失了。顶住利率不加息，是不合理的。现在看来，提高利率这一关是逃不过去了，利率应提高到比CPI高3个百分点为宜。

有些人担心人民币利率高于美元利率会导致外资流入，所以不加息，但是要解决外资进入的办法不是不加息，而是要调整汇率。汇率提上去，外资就不会大肆流入了。

不能把这一轮通货膨胀看成是主要受美国影响的结果。前两年国际上能源价格涨幅很大，但是中国的油价并没有提高，通货膨胀并没有出现，为什么现在通货膨胀来了呢？因为货币发多了，钱就不值钱了，所以根本还是货币现象。从货币多发到物价上涨有一个大约两年的滞后期。但是，中国钞票多发的时间已经不是两年了，到现在钞票还在多发。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这一轮通货膨胀的性质？

茅于轼：把中国现存的经济问题归结到“结构性通货膨胀”是很荒谬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结构性通货膨胀”，归根到底还是银行利率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不少人对通货膨胀的前景看不清楚，由此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在你看来，通胀还会持续多长时间？

茅于轼：通胀估计还要持续两年左右。何时结束，这要取决于政府治理的力度，现在这种力度还是非常不够的。

宏观调控可能出现某些适得其反的结果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有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你认为现在的调控措施是否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茅于轼：宏观调控可能出现某些适得其反的结果。要治理通货膨胀，应该增加社会的产出，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一样的投入要得到更多的产品。这就要靠市场的作用，而不是行政的作用。要让价格发挥作用，有些价格该涨的就要涨。如果价格受到抑制，货币没少，供给减少了，则会加剧通胀的压力。因此，政府应该减少行政干预，提高整个经济的运营效率。

现在，不合理的行政干预包括：还没终止的经济适用房政策；对于出口、进口的限制等。粮食涨价了，不许粮食出口，这是不必要的。政府总是不相信市场，觉得自己比市场聪明，结果却总是适得其反。这个苦我们已经吃了几十年了。

《瞭望东方周刊》：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一些贷不到款的中小企业已经并正在倒闭，对此你怎么看？

茅于轼：我们的金融业没有改善。金融业的任务就是把钱调到最需要的地方，现在中小企业是最需要钱的，金融业就应该有这种渠道，把钱贷到它们手中。我们现存的贷款渠道既不安全又缺乏效率。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导致完全的货币紧缩，严重打击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现在，中小企业大面积的倒闭是很危险的，倒闭后就会导致失业的巨增。

金融业没有效率主要是因为金融垄断，不让民间办金融，这个苦头是越吃越大了。外资银行对提高金融效率是很有益处的，但是外资银行也不爱对中小企业放贷。农村更需要大量资金，但是资金进不去，没有人愿意放贷给农民。最近之所以出现民间高利贷盛行的局面，是因为它们赚得多，市场有需求。有些人敢于按20%甚至是30%的高利放贷，是因为它能挣40%、50%，没有钱赚它也是不会胡来的。农村和中小企业回报率是很高的，金融业应该把钱投放到高回报率的地方，但是现在我们都投到了低回报的地方。

房地产改革要进一步发挥市场的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你刚才谈到了对经济适用房政策的看法，我们知道，你也认为房地产市场的根本问题在于土地和资金市场没有建立起来，那么，房地产市场具体应该如何改革？廉租房是否能解决问题？如果要大量建设廉租房，资金来源是不是个问题？

茅于轼：房地产改革要进一步发挥市场的作用。取消福利分房后，大多数人得到了很大的实惠，房地产市场有了很好的发展，证明市场化是很有效的。有些人想走回头路，想走变相的福利分房之路，也就是经济适用房。很多时候，注重了公平就要牺牲效率，这是对的。可是经济适用房照顾的不是穷人，照顾的是有钱买房的人，所以既没有效率，更不公平，这是最糟糕的一个政策。

廉租房不存在产权问题，应该大发展。至于廉租房的资金来源，要看财政能力，现在国家的财政能力是很强的。关键问题是在廉租房上面政府愿意花多少钱、舍不舍得投的问题。目前，国家对于廉租房的投入不到经济适用房的10%。所以，不是没有钱的问题，而是配置错误。

《瞭望东方周刊》：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现在小产权房的纠纷越闹越大。买了小产权房的人认为，买卖双方应该尊重并履行当初签的合同；农民则认为，新出台的政策支持他们收回已经卖出的房子。这就出现了城镇化进程的加剧带来城市面积必然扩大的趋势和国家保证18亿亩耕地的底线之间的悖论。

茅于轼：保护耕地是个错误认识，它和城镇化发生了冲突。

保护耕地是为了确保粮食安全，但粮食可以靠进口，进口了粮食就是进口了耕地和水。中国又缺耕地又缺水，没有理由不进口粮食。有些人认为进口粮食不安全，这是错误的。3年自然灾害出现的粮食问题就是因为当时没有进口。

不管是粮食还是石油，安全问题都是重要的。但是，确保安全的出路不是自力更生，这要考虑自身的能力问题。粮食问题还能自力更生，石油你能自力更生吗？解决粮食问题不是保护耕地而是保护市场，谁出的价钱高就卖给谁。我出的价钱高，你又不卖，这就要打架了。保护市场是政治家的第一要务。保护了市场就有了安全，不保护市场就要打仗了。有了市场就不会动武，我出的价钱高你就卖给我，这是很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