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日报专访（2007年3月10日专访）

“蚊子馆”中杀出的“名嘴”

记：许多人是通过《2100全民开讲》认识您的。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与李涛先生合作？李涛开创的《2100全民开讲》，在台湾已经拥有了很高人气，您刚开始主持这档节目时，有没有感觉到压力？
　　张：原来我在报社时，就陆续上TVBS做评论，就与李涛先生有较好的互动，前年4月份，我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TVBS。
　　坦诚地讲，刚刚主持这个节目时，压力真的很大！因为李涛毫无疑问稳坐台湾电视评论界 “第一把交椅”，主持节目非常老到。在电视主持界，我毕竟还是一个新人。不过，现在看来应该说运气还算不错，一切都很顺利！
　　之所以会说运气好，因为前两年，台湾政论节目很热，因此《2100全民开讲》也趁热推出了周末版。我刚一接手时，就开始追“政府”浪费议题，我们想出一个名字叫做 “蚊子馆”，就是“政府”很多公共设施建好后没有用，变成“养蚊子”的地方，这就充分讽刺了 “政府”的浪费。节目推出后，观众反应很热烈，收视率也不错，刚刚上任的压力就稍微缓解了。后来，又遇到 “高捷弊案”，这个时候，《2100全民周末开讲》也穷追这个案件，接着还有一连串后续揭弊，一波一波的案件追下来，观众也接受我了。
　　记：作为同一档节目的名嘴主持，一定有很多人会把您和李涛先生做对比，那您自己觉得与李涛先生相比，您的优势是什么呢？
　　张：优势不敢讲，讲特色好了。李涛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媒体人，他一直都是在电视圈里，做了很多节目，而且每一档节目几乎都是最好的品牌，光是 《全民开讲》他做了十几年了。所以，在电视方面，他比我强太多了。
　　我的特色与我以前的经历密切相关，以前在平面媒体时，就要求要深入去“挖”新闻，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我曾经写过两本关于台湾“政府”怎么用钱的书，这种东西在台湾大概只有我这么去追。人民交纳的税金，“政府”到底用到哪里去，有没有被浪费掉。可不可以用得更好……都是在帮“政府理财”，这些以前就是我的特长了，到现在我可以把这个专长发挥得更好。
　　还有一点，因为我是台湾南部比较贫困地方长大的小孩，以前日子过得很苦，我会做更多的社会关怀。譬如，天气转凉了，我就会在节目中提醒中南部到台北的青年人，要打电话回家叫父母亲注意天气变化，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这是一种态度。我还很关注中南部贫困问题，探讨解决之道，这个在其他节目中可能就比较少见。

出书为“政府”“算账”
记：您刚刚提到那两本关于“政府财政”的书，听说内容主要是分析深奥的“政府预算”问题，当初您怎么会想到要写这样的两本书呢？书中提出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张：当时，出第一本书的主要背景是：1991年的时候，台湾财政开始恶化，主要就在于“政府”借了很多钱去搞盲目建设，导致财库出现空虚，并产生很多负面影响。当时我负责台湾“立法院”的采访，我发现这里面问题太严重了。从经济苗头不对，我就开始追，追了四年多，我才写了第一本书。
　　在这本书中有一个重要的章节：“政府”很多下设单位到外面去租地办公。“政府”本来就有很多办公场所，为什么要花钱去外面租场地？更严重的是，这些单位租的场地太大，又贵，完全是浪费。我在书里面开玩笑地说，在城里繁华的地段，很多“政府”房产因很久不用，都变成“鬼屋”了！在很多“立委”的大力支持下，这些“鬼屋”的具体数据，以及相关浪费的钱，书里面都有很详尽的说明。
　　针对这个问题，我提供了方案：“政府”闲置的房产可以转让给企业界再利用，不懂得节流又不懂得开源，怎么可以呢？！我一直呼吁，终于，“政府”建了两栋联合办公大楼，把在外面租办公室的单位迁进去，这样一年差不多就节省了十亿新台币，很多闲置场所也都再利用了。
　　第二本书，我针对 “政府财政”，继续探讨报纸上意犹未尽的话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当时很多“立委”都去买来看，有点像监督“政府”的“教科书”，他们在质询官员时，会把书送给官员，让他们来学习。
　　当然还有很多现在没有解决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首长特别费”。现在马英九遇到的“特别费案件”，其实，我第一本书里面提过，而且写出了解决之道。这些费用其中一半不需要单据，当时我就点明：“这一定是一个隐患，用百姓的钱怎么能不需要单据呢？”当时，也有很多“立委”去追问，但就没有改变。你看，现在关于这个“首长特别费”，就有多少人要被牵涉到，又要浪费多少社会资源！

台湾现在真的是"生病"了

记：您在很早就说过，“您就是被社会变化所吸引，不舍得出去留学，才留下来做记者。”可是，现在您只专心做评论了，不当记者了，那是不是说现在台湾社会已经没有足够吸引人的变化了呢？
　　张：应该讲，台湾社会这几年政治、经济变化还是很精彩的。我从记者转型做评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是缘于台湾社会的变化。
　　这几年，台湾有线电视迅速崛起，以前做评论，只能在报纸上发表，但现在不是这样。台湾出现政论评论节目后，民众从报纸向电视转移的关注更多了，甚至有人说是国民党会输了“2000年大选”与电视评论有很大关系，媒体在此消彼长，这是社会的一大变化，很多台湾人已经习惯在晚上8点过后，打开电视看评论了，这个在七八年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如今的评论不但可以用笔了，还可以用嘴巴讲，因此我还是一脉相承在做以前的事情，关注社会变化。
　　记：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您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帮助民众去监督“政府”？
　　张：对，你下的这个注解很好！我常常在讲，我是用传道士的精神来做这个工作，让民众知道更多的真相，呼吁更多民众来注意这些问题。
　　可是，相对来说，这几年台湾让我感到失望。例如，前几年，台湾建了很多港口、机场，“丢”了几百亿，而那些设施现在都闲置着。到底当时有没有计划要开放“三通”？或者请大陆观光客来台湾呢？照理，应该要规划好，才可以花那么多钱去大“搞”，否则就必然成就“蚊子港口”、“蚊子机场”。
　　如果现在“三通”、大陆观光客能来台湾，那这些就会变成资源优势，可以让台湾民众赚更多钱，整个台湾才会复苏起来，可是后来什么都没有做，白白浪费资源。
　　以前提出的问题，如以上说的 “鬼屋”，国民党至少会去改正；但是，现在到了民进党执政，你骂他，他也不会改！这是我比较悲观的地方，可是这条路势必要走下去！
　　记者：您说这条路一定要走下去？可是，前段时间，陈文茜的节目《文茜小妹大》转型了，开始不谈政治了，只谈大陆和国际问题，因为她说，“在台湾内部谈论政治没有前途，这是个不讲道理的政治。”对此，您是怎么看的？您有没有考虑过再次转型呢？
　　张：文茜的那个改变，我觉得挺可取，转向国际新闻方面，这是比较明智，因为台湾民众的国际观真需要强化，台湾基本上不太注意国际上的事务，所以我觉得文茜去开发那一块很好。第二，文茜对台湾政治有点悲观，我也一样，但这样的政治反而更进一步坚定我要继续做下去！
　　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监督“政府”，帮他们“算账”！第一，就是希望他们不要浪费民众的血汗；第二，就是希望把钱多用于照顾弱势人群。这两个方向做好了，人生就很有意义了，生活就会很快乐了！
　　记：有人说，台湾乱象之源有三：政客、名嘴、媒体，而与您有关的就有两个方面，您觉得这样的说法有根据吗？为什么？
　　张：台湾现在会这么乱，原因在于，台湾应该发挥功能的关键机构没有作用。最明显的地方有：司法、“国会”、政党，这三个方面都出了状况，就像一栋房子最主要的脊梁出了问题。举例子来说，像美国尼克松“水门案件”，一开始就是媒体去追，追了一年多，美国的司法体系开始涉入调查，然后国会就举行听证会，最后尼克松所在的政党就开始发挥功能了，要求尼克松下台。
　　可是，现在台湾的名嘴包括我在内，基本上都是把问题提出来，可是后面的程序却没有跟上来。所以说，现在，台湾真的是“生病”了！如果台湾的司法够独立，“国会”够强，政党够明智，台湾社会肯定不会这样。表面上看，好像都是媒体、名嘴揭发出来的错，可是要是当媒体、名嘴都不讲话的时候，台湾就真正没有机会，没有希望了！因为民众不知道政府做错了什么事情，或者是台湾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名嘴、媒体是“啄木鸟”，要把树的病因“啄”出来，可是光有“啄木鸟”不够，一定要有相关代谢机制才能让这棵树长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