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胜华：校勘邓晓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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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是当今最能给人以思辨的威力和震撼感觉的哲学家。无论是哲
学论文，还是文学评论，他的文章我都爱看。尤其是他的论战文字，
不仅益人神志，并且使人神旺，读来真是痛快之至。唯一不足的，是
文采不够、略嫌老土。但在分析上，却如案板操刀、庖丁解牛，层层
解剖之下，季羡林、杜维明、胡国亨、林毓生以及郭齐勇带队的一干
儒生，皆顿为肢解、不成人形矣。

今年1月，他新版了《新批判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买来一
气读完，痛快如故。在新版中，他写了一篇《再序》。文字极好，但
有删节，内容是批判于丹现象，可谓鞭辟入里，是批判声中最强之
声。我现在贴在下：

　　近年来全国上下闹得沸沸扬扬的“于丹读经”现象，是这场“国
　　学热”的进一步扩展。人们争论得最多的，是于丹的解读是否地
　　道，是否歪曲和庸俗化，是否合乎学术标准。其实这些争论都没
　　有争在点子上。我倒觉得这件事好有一比，就是当年的“学习毛
　　著积极分子讲用会”。直到今天，谁敢说毛主席著作不是经典？
　　谁敢说一千年后人们不会仍然把毛泽东的书当作经典？凡是“文
　　革”的过来人都知道，毛泽东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
　　《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在当时就是经典中的经典，是
　　每个中国人、包括大字不识的农村老妇和刚刚懂事的娃娃都要学
　　习的。而他们的“导师”就是千千万万象于丹一样有“心得”的
　　人。那个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听谁说过那些学毛著积极分子有什
　　么文本解读的错误，或是违背学术标准。这不但是因为主席的现
　　代白话文明白晓畅，无须考证；也不但是因为当时的“学术权
　　威”早已经被打倒，谁也不敢再出来充当新的“学术权威”；而
　　且是因为，主席的文章本身就是“心得”式的。他讲愚公移山
　　“感动了上帝”，而上帝就是人民大众，这难道不是“心得”？
　　谁能说他误读了《愚公移山》、不够学术水准？所以今天的于丹
　　就是当年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对经典的那
　　种无批判性和全盘接受性。这种学习态度在“文革”时期还可以
　　说是情有可原，但是在今天来传播这种学习态度则是一种客观上
　　的愚民行为。这种讲用满足了老百姓在一个惶惶不可终日的时代
　　的“安心”的需要，但却窒息了他们怀疑、思索和反抗的本能，
　　使他们在压迫、岐视和哄骗之下甘做“顺民”，不做“刁民”，
　　还觉得“幸福指数”蛮高的。正如有子讲的：“其为人也孝悌，
　　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孔子
　　的做人准则是象颜渊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
　　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然而，如果人人都做颜回那样的人，今
　　天这个社会还怎么发展？

我并不觉得于丹本人在这件事上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她那天衣无缝的
辩才，那不容置疑的口气，那居高临下的声调，那先知式的表情和规
范手势，虽然使某些人觉得不快，但却正是广大老百姓所需要的。当
今老百姓最缺少的就是这样一位先知，一位心灵救世主，能够依据几
千年来的正统经典让他们的灵魂有个寄托之处。老百姓已经习惯了被
愚弄，直到今天，他们自欺的心理结构仍然万分需要有人来愚弄，否
则就会人格崩溃──这才是真正令人悲哀之处。由此我们也可以理
解，为什么“文革”结束多年，一些人还热恋着每周一次例行的“政
治学习”，不开会就觉得无所措手足；为什么90年代的“气功热”有
那么多收费的气功培训班，有那么多这个“大师”那个“大师”的追
随者；为什么今天有于丹这样的“讲用者”活跃在媒体，拥有如此众
多的“粉丝”。人的灵魂不独立，就需要寄托或者说寄生，哪怕是依
附于一株即将枯死的老树。今天的礼崩乐坏、道德沦丧正是因为几千
年的枯树已然倾覆而导致的。那么，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是把这株
枯树重新扶起来，给它安上塑料做的枝叶和嫩芽呢，还是给国人的灵
魂注入真正的活力，让它能够立足于现实生活自身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