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都能听见《南都》《南周》“解放思想”、“自由民主”的高论，可一涉及到“平等”、“反贪（大贪官）”这样的话题，即刻就成了缩头乌龟。自由居然不要平等、不反贪污受贿，换言之，如果自由就是强者优先、贪污有理、受贿无罪，可想而知，这样的自由是个什么货色，这样的自由主义又都是些什么货色。

迄今为止，《南都》、《南周》还没发过一篇能像模像样报道陈良宇腐败堕落的文章，好像就发过一两条消息，诸如“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中纪委约谈”，这与其说是消息，倒不如说是通过公开渠道以合法形式提醒什么人注意。《纪晓岚传》载，某年，纪晓岚的一个亲家贪污案发，纪晓岚遂派人送去盐、茶二物，暗含严查之意。而“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中纪委约谈”则比纪晓岚送盐、茶二物不止高明多少倍。

读到此处，不用细想也能猜到，《南都》、《南周》某些人，嘴角少不得已漏出几丝得意的奸笑。那笑容分明在说：“不错，你说的完全正确，而且还告诉你，不但以前这么干，现在依然这么干，以后还将继续这么干，可你有犯罪证据吗，能把我怎么样？来抓我呀？”从历史和社会的规律上看，恶有恶报，但不得不说，愧对法律，更愧对人民，起码暂时看，还真没人能把《南都》、《南周》怎么样。这倒真应了《南都》、《南周》的预言，反对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力。

平等更是《南都》、《南周》忌讳的话题，否则就会与他们一贯强调的“法无禁止即许可”的理念撞车。看到这里一般的人少不得会有疑问：“平等”与“法无禁止即许可”这两者难道有什么矛盾吗。答曰：岂止矛盾，分明是矛盾重重。从表象上看，“法无禁止即许可”体现了社会的文明和成熟，但事实上，一个社会要达到“法无禁止即许可”的程度，必须具备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人的主体权力大致平等。

用老百姓的话说，人不能分三六九等，只有这个最基本的前提存在的条件下，“法无禁止即许可”才具有普遍意义。举例说，“法无禁止即许可”就意味着婚外恋是许可的，可事实上，只有富人才玩得起婚外恋这项奢侈的运动，而穷人不要说婚外恋，能娶个猪八戒他二姨那样的，就堪称是跨世纪工程了。无疑，婚外恋这种自由，只对富人才成立，对穷人则是画饼充饥。

政治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一个社会所以能够实现“法无禁止即许可”，首先是在财富分配上做到充分的平等。老百姓的眼观则直观而通俗：有钱走遍天下，没钱寸步难行。西方现代社会学家是这样表述的：自由的前提是平等，平等的依据是合理分配社会财富。否则，在一个财富分配极端不合理的体制下，所谓自由，必然是穷人掏钱修高速，富人开车路上行。对于这种不平等，中国自由主义的解释是：你有上高速行走的自由，只要有车。但他们却从来不关心，为什么中国只有极少数人才买得起车。

从渊源上看，中国自由主义与西方现代自由主义有师承关系。但也不知是老师教得不好，还是学生的学习态度有问题，总之，中式自由主义实在让人不敢恭维，用一句话表述：四像四不像，分开说：像专制不像民主，像封建不像理性，像邪恶不像正义，像野蛮不像文明。它彻底抛弃了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精神的精髓，诸如——平等、博爱、公正、和谐这些象征人性进步的标志性要素，它们统统排斥之，它们就只要其中的一样东西——宪政。

宪政不是不好，西方的现代宪政好极了，那是真正的三民主义，民主、民治、民权。但中国自由主义的宪政可不是西方那种平民社会的宪政，而是19世纪日本式的贵族、精英宪政，这种宪政有三个重要特征和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三个重要特征是：权力和地位世袭，财富高度集中，官商一体；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法律、道德的制定必须有利于强势群体，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坚决彻底地贯彻双重标准这个既定方针。

时下中国有关自由的言论多如牛毛，然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坚持用双重标准改造中国社会。这个标准之残忍，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要“牺牲一代人”。“牺牲一代人”这样的话如果在欧美有谁说了，准是疯了。中国则不同，但凡能说出这话的人，都非常清醒，甚至还都是什么人大政协委员之类的名流。难怪有人说“名流就是出了名的流氓”，其实比流氓可能还不如，因为有些流氓还有些良心哩，而这些名流简直毫无无人性。针对此一现象，著名旅澳学者杨小凯总结说：中国有些学者不是缺乏智慧，而是没有良心。一语中的。

双重标准说白了，就是儒家的礼制。有人曾经奇怪地问：“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与党国权贵的关系怎么会那么密切？他们为什么会千方百计的为权贵私有化辩护，甚至发出腐败有理的豪言壮语，他们藐视劳工最基本的自由，蔑视一切民生灾难，甚至发出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代价。”原因其实就在于他们都认同儒家的礼制，追求的也都是一样的东西——个人私利，即如此，自然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

区别在于，党国权贵从里到外都是孔孟之道，一眼就能看出来；中国的自由主义则披了一件西方理性主义的外衣，除非像我这样有一双慧眼的，否则一般的人要想看懂他们，那就只能等到他们狗急跳墙了，因为狗急跳墙的时候，他们顾不得穿衣服。然而，由于中国自由主义并不轻易脱衣，有很多人都被他们蒙蔽了，甚至包括黎明教授也不能幸免。真是悲哀，欧洲人说中华民族不是思辨的民族，就黎明教授对中国自由主义的赏识而言，欧洲人的观点应该说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