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差异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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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差异在何处

——读吴迪的《中西风马牛》

吴迪的《中西风马牛》（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是一本妙趣横生，又很有思想、智慧的书。当我不断地向朋友介绍时，有朋友告诉我，书中的有关篇章已在一些杂志和网上刊登，反响很大。

吴迪先生，是电影学院的教授，曾到瑞典隆德大学讲授“中国文化与中国电影”课。有意味的是，他带到国外讲学的中国影片，并没有要与世界接轨而首选中国比较前卫的作品或在世界获了什么大奖的作品，他选择较多的是中国的主流电影。他上课的方式是思维开放性的讨论，于是就引发了外国学生看了中国电影后种种不可思义的理解，呈现出中西方在政治、伦理、历史、观念诸多文化方面的巨大反差，同时也碰撞出由文化差异生成的各类“问题”。

吴先生教的学生，都是在中国呆过少则五年、多则七八年“个个都可以到中国电视台侃大山”的准“大山”，从他们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文化了解一些，却难以深入，于是问题就来了。比如，学生在看了中国电影《焦裕禄》后提出：中国的传媒把当官的说成是父母官，为什么焦裕禄到老贫农家都说自己是他们的儿子？他是否要继承老贫农的遗产？大多数中国人都把党当作母亲，焦裕禄听毛主席的话，也会把党当作母亲，焦裕禄又要做人民的儿子，那么，他就有了两个母亲：一个是党 ，一个是人民；周恩来到灾区对老乡说：“我是您的儿子。”邓小平也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时，这个母亲（党的领导人）又变成了另一个母亲（人民 ）的儿子，这是怎么回事？孔繁森到藏族生病的老妈妈帐篷里慰问，老人哭、羊羔叫；是不是可以隐喻为：上帝与羔羊的关系？

这就是外国人看到的中国政治文化现象。这种政治文化现象是世界独有的。政党与行政工作的伦理化，是家与国一体化传统思维的产物，使法治意识、公民意识很强的老外，的确很费解。包括外国学生不理解的：孔繁森对司机说到自己的老婆时，不说“我妻子”，而说“你嫂子”，仍然可以看到民间语言与行政语言环境的混同。

在政治文化方面，老师对学生并没有多讲解，他知道有些是讲不清楚的，讲清楚他们也不理解。但他举出这样的例子，不是很有意味吗？

又比如学生提出：为什么蒋筑英病情严重了还不休息，非要死在工作岗位？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带病工作？焦裕禄、孔繁森、蒋筑英-------难道病人会比健康人工作得更好？这种现象在瑞典，会被说成贪恋权力，玩忽职守，对选民不负责任！你瞧，在中国的敬业精神，到西方成了玩忽职守。这个问题，不正是“以人为本”同“以国为本”的区别吗？

学生看了《红色娘子军》竟然会提出：让漂亮的大腿和野蛮的刀枪共舞，是想表现性与暴力的和谐吗？他们当中有人看到样板戏中“所有的敌人都是男性、所有的女性都是反抗者。”又对样板戏做出女权主义的解读。

一般文化意义上的差异是明显的，有的我们可以一笑了之，比如他们对《白毛女》中的白毛仙姑、奶奶庙等，在民间宗教意义上的解说。但是有些问题，我们却从来没有想到过。日本学生看《地雷战》，影片中提到：“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便又找到相关资料问老师：“日本侵华战争时，为什么伪军比鬼子人多？”老师的解释是：《地雷战》把伪军说得比侵略者多显然是有意为之。旧中国腐败、社会黑暗，迫使一些中国人当了汉奸，电影想通过这样的对比，促使人民反思国民性。据笔者所知，学者金雁曾著文说，二战时，波兰被德国占领，政府逃亡，波兰人被杀害的人口比例最高，但他们却可以自豪地说他们没有出现一个波奸。显然，书中老师的说服力是不够的，可又有何更好的解释呢？

学生问：“雷锋日记中说：‘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在我看来，一个社会没有个人主义是不可想象的，只有法西斯才害怕个人主义。敌人也是人，为什么要残酷无情呢？”这看起来一般性的社会伦理教育问题，又向我们提示着其中深刻的哲学、政治学社会背景的区别。

该本书，也有中国电影学者与国外的中国电影研究者的交流。国外研究者提出：抗日战争，中国对日作战两个战场：一是正面战场， 一是敌后战场。正面战场有过十九场大会战，中国大陆主流电影鲜有反映。难道二百多个牺牲的将军就连儿童团员的抗日都不如了吗？作为历史，中国电影为什么没有摈弃党派成见真实而深刻的反映呢？

《中西风牛马》的书名起得好，指向书中大量的是中西文化观念的矛盾与反差，以及背后耐人思考的问题。

吴迪先生的智慧，不在于他的解说，而在于他用代表性很强的中国主流文化，招来了与之反差很大的另类文化。他让我们在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有一次整体的文化检阅与思考。

这本或叫散文、或叫随笔的书，语言幽默，叙述有趣，其文化冲突的火药味，能给人带来很高的阅读兴致。 吴先生说这本书出版得非常困难，我看了以后明白了其难处所在。（2005）＃

吴迪的《中西风马牛》（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是一本妙趣横生，又很有思想、智慧的书。当我不断地向朋友介绍时，有朋友告诉我，书中的有关篇章已在一些杂志和网上刊登，反响很大。

吴迪先生，是电影学院的教授，曾到瑞典隆德大学讲授“中国文化与中国电影”课。有意味的是，他带到国外讲学的中国影片，并没有要与世界接轨而首选中国比较前卫的作品或在世界获了什么大奖的作品，他选择较多的是中国的主流电影。他上课的方式是思维开放性的讨论，于是就引发了外国学生看了中国电影后种种不可思义的理解，呈现出中西方在政治、伦理、历史、观念诸多文化方面的巨大反差，同时也碰撞出由文化差异生成的各类“问题”。

吴先生教的学生，都是在中国呆过少则五年、多则七八年“个个都可以到中国电视台侃大山”的准“大山”，从他们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文化了解一些，却难以深入，于是问题就来了。比如，学生在看了中国电影《焦裕禄》后提出：中国的传媒把当官的说成是父母官，为什么焦裕禄到老贫农家都说自己是他们的儿子？他是否要继承老贫农的遗产？大多数中国人都把党当作母亲，焦裕禄听毛主席的话，也会把党当作母亲，焦裕禄又要做人民的儿子，那么，他就有了两个母亲：一个是党 ，一个是人民；周恩来到灾区对老乡说：“我是您的儿子。”邓小平也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时，这个母亲（党的领导人）又变成了另一个母亲（人民 ）的儿子，这是怎么回事？孔繁森到藏族生病的老妈妈帐篷里慰问，老人哭、羊羔叫；是不是可以隐喻为：上帝与羔羊的关系？

这就是外国人看到的中国政治文化现象。这种政治文化现象是世界独有的。政党与行政工作的伦理化，是家与国一体化传统思维的产物，使法治意识、公民意识很强的老外，的确很费解。包括外国学生不理解的：孔繁森对司机说到自己的老婆时，不说“我妻子”，而说“你嫂子”，仍然可以看到民间语言与行政语言环境的混同。

在政治文化方面，老师对学生并没有多讲解，他知道有些是讲不清楚的，讲清楚他们也不理解。但他举出这样的例子，不是很有意味吗？

又比如学生提出：为什么蒋筑英病情严重了还不休息，非要死在工作岗位？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带病工作？焦裕禄、孔繁森、蒋筑英-------难道病人会比健康人工作得更好？这种现象在瑞典，会被说成贪恋权力，玩忽职守，对选民不负责任！你瞧，在中国的敬业精神，到西方成了玩忽职守。这个问题，不正是“以人为本”同“以国为本”的区别吗？

学生看了《红色娘子军》竟然会提出：让漂亮的大腿和野蛮的刀枪共舞，是想表现性与暴力的和谐吗？他们当中有人看到样板戏中“所有的敌人都是男性、所有的女性都是反抗者。”又对样板戏做出女权主义的解读。

一般文化意义上的差异是明显的，有的我们可以一笑了之，比如他们对《白毛女》中的白毛仙姑、奶奶庙等，在民间宗教意义上的解说。但是有些问题，我们却从来没有想到过。日本学生看《地雷战》，影片中提到：“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便又找到相关资料问老师：“日本侵华战争时，为什么伪军比鬼子人多？”老师的解释是：《地雷战》把伪军说得比侵略者多显然是有意为之。旧中国腐败、社会黑暗，迫使一些中国人当了汉奸，电影想通过这样的对比，促使人民反思国民性。据笔者所知，学者金雁曾著文说，二战时，波兰被德国占领，政府逃亡，波兰人被杀害的人口比例最高，但他们却可以自豪地说他们没有出现一个波奸。显然，书中老师的说服力是不够的，可又有何更好的解释呢？

学生问：“雷锋日记中说：‘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在我看来，一个社会没有个人主义是不可想象的，只有法西斯才害怕个人主义。敌人也是人，为什么要残酷无情呢？”这看起来一般性的社会伦理教育问题，又向我们提示着其中深刻的哲学、政治学社会背景的区别。

该本书，也有中国电影学者与国外的中国电影研究者的交流。国外研究者提出：抗日战争，中国对日作战两个战场：一是正面战场， 一是敌后战场。正面战场有过十九场大会战，中国大陆主流电影鲜有反映。难道二百多个牺牲的将军就连儿童团员的抗日都不如了吗？作为历史，中国电影为什么没有摈弃党派成见真实而深刻的反映呢？

《中西风牛马》的书名起得好，指向书中大量的是中西文化观念的矛盾与反差，以及背后耐人思考的问题。

吴迪先生的智慧，不在于他的解说，而在于他用代表性很强的中国主流文化，招来了与之反差很大的另类文化。他让我们在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有一次整体的文化检阅与思考。

这本或叫散文、或叫随笔的书，语言幽默，叙述有趣，其文化冲突的火药味，能给人带来很高的阅读兴致。 吴先生说这本书出版得非常困难，我看了以后明白了其难处所在。（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