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知道柏杨是缘于高中时的班主任，他告诉我们有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作者是台湾的柏杨。后来有同学买了这本书，笔者也凑热闹读了这本书，就凭笔者当时的天分，读这本书也就是个似懂非懂。这本书在坊间流行的时候，也正是那个名气很大的六集电视政论片热播、热论的时候，笔者作为一个资质一般的高中生，看那部电视政论片其实也是个似懂非懂。随后的1989年是笔者的高考之年，那一年的这个时候既是笔者这个高三学生没日没夜苦读的时候，也是那些“天之骄子”热血沸腾的当口儿。当年的初秋，笔者跨入大学的第一节课不是大学英语也不是高等数学，而是为期一周的电教学习和对那些“天之骄子”的批判，当然《丑陋的中国人》和电视政论片也被打入另册禁了起来。

对于笔者这些生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人来说，思想观念上的撕裂和生拉硬拽既难免又苦痛。我们恰逢那个时代，在我们青春萌动懵懵懂懂的时候，巨大的观念冲击挟裹着我们，使我们陷入对左与右、新与旧、东方与西方的思考，即使到了今天，这样的思考也没有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停止。我们的青春期虽然短暂，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太多的大事件，虽然我们当时并没有理性辨别的能力，但是我们当时却有着一生中最好的记忆能力。不知同龄人感觉如果，《丑陋的中国人》、六集电视政论片和那些“天之骄子”的确碰歪了笔者心中的牌位，而且遗憾的是，为期一周的电教学习和批判并没有能够及时扶正它。笔者和同龄人私下交流时，他们都说我们这个年龄段的精神世界里没有了擎天柱，旧的已经或正在被打破，新的还没有建起来，伟大领袖逝世时的黑袖章、小人书第一页的语录、挂在堂屋里的国家领导人的标准像、教科书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变迁、领导人的更迭等这些静态的画面串成了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年。

在接触大学英语老师之前，由于政治的考试成绩不错，愚钝的笔者坚信国外是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一次寒流的袭击会使大街上布满流浪者的尸体，股票意味着人性的扭曲、跳楼和破产，经济危机使资本家将成吨的牛奶倒入下水道或大海，伦敦是污染的、巴黎是堕落的、纽约是疯狂的、东京是变态的。不巧的是，笔者的大学英语老师到过英国，她告诉了我们伦敦是个什么样子，告诉了我们英国人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笔者冒昧揣测，类似这样的撕扯是80年代和90年代们不曾经历的，因为他们从小就被告知外国的月亮挺圆的，即使他们长大了，外国的月亮也还是那么圆，而我们小时候被告知外国的夜晚根本看不见月亮，黑漆漆的。

60年代末、70年代初们的灵魂如皮球一般在传统和现代的夹墙之间弹过来弹过去，传统不了也现代不起来，坍塌的精神支柱撑不起信仰和主义，破掉的罐子虽然盛不了水却也不能破扔。我们在这样的碰撞和坍塌中慢慢的步入中年，回头再看，这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每个时代的人有每个时代的苦痛，这些苦痛各不相同。我们不见得比50年代、60年代的人幸福，也不见得比80年代、90年代的人过的悲惨，见证自己精神世界缓慢、坚决、不可逆转的坍塌应该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们最大的精神创痛，这种创痛虽然逼着我们思考，同时创痛也擦亮了我们眼睛，使我们在观看这纷繁世界和各路人马的世情剧时，有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和一份淡定的从容。(来源于 南京刑事辩护网 http://www.nj-lawyer.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