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近日披露，广东东莞长期存在一个规模相当庞大的童工市场。这一令人震惊的现象让人们对珠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当性不得不再度有所保留。

某些经济学家也可以说，这些孩子家庭十分贫困，本来就无法接受教育，出外打工，除解决自身温饱之外，还可向家中汇款，解决家庭贫困问题。确实，东莞政府在解救出这些孩子之后，孩子们反而表示不愿回家，因为回家只有忍受贫困。

即便人们承认，由于政府缺乏必要的教育福利政策和社会救济政策，这些孩子的家庭无法摆脱赤贫状态、孩子无法去接受教育，他们充当劳动力是自愿的、具有一定正当性。但是，企业因为他们是孩子就层层盘剥其理应得到的劳动收入，及利用孩子的幼稚，对其施加控制，却无论如何是无从辩解的。

据测算，招聘一名凉山童工的成本为每小时2.5到3.8元，而且，这些孩子没有加班工资概念、没有双休概念，还不需要医疗保障等基本的福利。相比于招收成年工，工厂招收一百童工，一个月可节省工资支出数万元。这似乎是企业逃避劳动法的一个好办法。更重要的是，珠三角地区企业目前普遍面临民工荒，因为成年劳工会对不同就业机会的成本收益进行计算。而这些心智尚不健全、被包工头严格控制的童工，却无力进行自由选择。企业或许会发现，雇佣童工是解决民工荒、完成订单的好办法。

有多少企业进行了如此聪明的理性计算，不得而知。但即便是少数企业作如此选择，也足以令人们对于单纯依靠经济力量实现产业升级的乐观预言产生怀疑。面对取消出口退税、汇率升高等因素导致的出口压力，企业当然可能选择实现产业升级，向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但是，企业也完全可以采取另外一种应对策略，比如雇佣童工，把秦晖教授所概括的中国经济增长的“低人权优势”发挥到极致，向着低工资、低保障的底线狂奔。

经济学热情地赞美竞争，但是，竞争并不总是使企业采取一种向上的、积极的竞争策略，相反，某些企业完全有可能采取突破伦理底线的策略。

出现这种逆向选择，当然与政府的监管无力有密切关系。有媒体就质问，记者只需几天就调查到的童工市场，劳动监察部门、公安部门何以长期不知道？或者是假装不知道，甚至是默许。毕竟，这些孩子不是本地人，而是从外地输入的。他们可以解决本地企业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保证本地经济的稳定增长，甚至使本地企业的利润率提高。

这样说来，由发展型国家层层分解而形成的地方发展型政府，以本地经济的高速增长为唯一目标，其对劳动力、环境的监管天然地是软弱无力的。另一方面，即便政府监管是有力的，仅依靠政府监管也远不能达到有效地约束企业的效果。

有效的约束办法是更广泛的社会约束与企业家的自我约束。但归根到底，一种合乎伦理原则、最起码不突破社会普遍公认的伦理底线的经济增长，有赖于企业家群体之某种道德自觉。

回顾历史，这一点十分清楚：童工退出英国产业界，既因为社会对企业施加了压力，也因为部分企业家逐渐对于此一行为产生了羞耻感。然而，中国企业界能否形成这样一种道德自觉？能否参照社会的道德程度、价值观念，自己为企业经营划定道德的底线、并坚守这一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