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姓杨名飞，藏族人，甘肃著名士绅、文史学家杨生华之子，因与我有忘年之谊且同事多年故交情甚笃。老杨1949年生于甘南卓尼，与新中国同龄，亦伴随腥风血雨、天翻地覆之新社会生命不熄、“运动”不止。盖因出身所累历次成为“运动”对象，用他自己的话说，能“全全活活的”撑到改革开放落实政策已属不易了。

老杨虽出生在新中国但一生坎坷，幼年过继给无子的叔父为后，其叔父杨景华系甘南土司杨积庆手下仑官（地方武装首领）。一九三五年年九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甘边界，为使其顺利突破天堑腊子口，老杨叔父杨景华接受土司指示，将被国民党军队破坏的栈道、木桥修好，。严饬群众不得向红军放冷枪，秘密与红军联系，开仓放粮，每人一斗粮，总计支援红军粮食30多万斤。中央红军在甘南藏区不仅没有受到阻击，而且得到了大批粮食、军鞋，并且能够顺利通过。从另一角度来看，正是杨景华不折不扣、积极执行土司命令，才使中国革命在千疮百孔之时免于雪上加霜之势。此举也是其后来被军阀所害之根本缘由。

老杨一家命运多舛！ 十六岁时，出身问题使全家惨遭扫地出门。 草原上的冬天零下三十度，一家人蜷缩在无法抵御严寒的临时帐篷里，面对几近无助老母的建议，次年春天老杨与其叔父的养女成了亲。 老杨说，当年他那样的出身是无资格与贫、下、中、牧为缘的，母亲这样的做法也算是上对得住叔父下对得起儿女的万全之策了。 他们默然以对，从此相依为命。

十七岁从兽医学校毕业后被下放到与其家乡卓尼相临的迭部县农村劳动改造。据他后来回忆，那几年是其人生最为苦闷的岁月，白天与农牧民一起伐木劳动，晚上则接受没完没了的思想改造教育，甚至毒打都成了他的家常便饭，一度曾产生厌世想法。 印象最深是他说当年的自己“就象一头牲口似的活着！” 苦闷之余常红薯叶卷烟、红薯干制酒，聊以自慰、、、、、、从此养成嗜酒之僻，晚年病患即由此发端；

近而立之年，老杨进甘南歌舞团工作，随后公派来京入中央民族学院音舞系学习作曲，十几年的劳动改造几乎使其完全陷入“无意识”，大学学习异常辛苦。老师无法想通的是基层单位怎么会把一个三十有余、基本乐理都不过关的兽医专业毕业生送来学作曲。 不解归不解，那年月又有几个人的命运会掌握在自己手中，何若老杨这样“黑五类”出身？！ 九十年代初，与剧团的上级机关在其多年主持藏剧团、歌舞团工作方面产生芥蒂切渐行渐远，逐心灰意冷、产生离乡之意。

也许这一想法正中下怀，请调报告很快得到批准。 一九九四年新春亦始，老杨来到了位于兰州郊区的铝厂艺术团任职专业作曲。企业的工作性质，使得原先答应他来厂工作不坐班的承诺很快付之东流，每日起早贪黑坐50分钟厂车到单位坐班，对于一个从事创作工作的文化人来说体乏心累可想而知。

老杨性温、开朗平和。领导安排的创作任务从来都是用心完成，即使如街头妇孺歇斯底里般的嚎叫、文革红卫兵式的歇斯底里他也能谱成乐章，令同行瞠目。面对朋友们疑惑的眼神他总是自嘲似的：“混饭吃不能要求太高啊，弟兄们！”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老杨酒高、品行贵重。团里有饭局必见老杨身影、有酒局必闻老杨歌喉：“喝汤要撇油化子，做人要当人尖子！” “花儿”悠扬沁人心脾、老杨胸怀可揽方圆。 领导说，老杨在的酒场我们安心。 大家说，老杨在的酒场我们宽心。

一九九五年，例行身体检查中老杨被查出患有轻度糖尿病。按理说医生谆谆教导尤在耳畔，酒是再也不能喝了。而随后发生的事情却使他不但没有戒酒反而愈饮愈烈、、、、、、

一九九七年，新任工厂领导对多年来前任厂长成立并支持艺术团颇有微词，上任后裁撤艺术团成为其“三把火”中的首当其冲。九八年春，成立已界十年并且在全国影响颇大的铝厂艺术团被宣布解体。新领导处理遗留问题的手法绝决异常。 能调走的调走，不能调走的分配去一线生产车间当工人。 该团主要人员是当年不惜重金从各艺术院校团挖来得，厂里突如其来的做法使大部分职员陷入困境、、、、、、老杨被分配到职工中学传达室工作，工人们称其为“看大门的”。

我曾于老杨每日值更之所的一张旧报纸上看到一段话：“二十年作曲等于更夫，（老杨笔迹）”桌下隐约可见空酒瓶若干， 胸中块垒可想而知。

二OO四年三月，老友因糖尿病并发症在兰州去世。享年五十五岁！

此前数月，工厂勉强同意其病退，在长途电话的哪端老友兴奋的告知我：“终于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