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基督教和共产主义的反动

作者：王世保

老子曰：反者，道之动。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不仅反映在自然现象上，也体现在社会现象中，比如在人类的文化领域。中国的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儒家和道家相互共生的局面，儒家主世俗，负责现世的层面；而道家否定世俗，进入超脱的层面。这种平衡的文化格局并非中国文化独有，在西方文化领域里也得到了极为鲜明地体现，比如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制衡，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一直是西方文化演进的主题。

本文拟就对这个主题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一、自由主义从基督教的桎梏中反动而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近代西方社会涌现出来的自由主义思潮是基督教的产物。

基督教从中东传入罗马，再由罗马扩散到整个欧洲，既而为西方带来了极为黑暗的中世纪。西方社会自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之后，虽然摆脱了基督教会的严厉桎梏，却始终没有从基督教会对他们心理禁锢的阴影中走出来。为了彻底走向世俗化，他们中的许多优秀人士不断地对照着基督教对世俗欲望的极端否定和禁锢，利用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文化资源去为自己世俗的欲望进行辩护，既而走向了另外一个纵欲的极端，即自由主义。

面对基督教的禁锢，西方哲人对人类欲望的辩护找到了两种途径，一种是从基督教里学来的，一种则是在继承古希腊文化传统上发展起来的。

首先，西方的哲人从基督教教义中找到了为人类欲望合理性辩护的思路和资源。当基督教教会用上帝作为最高的判断标准时，他们也将其作为自己欲望的终极批准人。基督教的上帝成为了人类欲望的避风港：我们人类的欲望是自然产生的，上帝是自然的主宰，因此我们的欲望是上帝合理赋予的，即我们的权利是天赋的。天赋人权思想就是从基督教中脱胎出来的，它把人类的欲望上升到上帝的神圣高度。

其次，西方的哲人在古希腊文化那里又为自己的欲望找到了一种理性的辩护途径。它们把自然科学中的还原思维用在了社会的解析上，建立了一种社会的原子主义理论框架，即个体主义的社会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由无数个象原子那样的社会个体组成的，这些社会个体是社会的基石，他们内在的意志是至上的，是不可侵犯的。

这样近代的自由主义从基督教中脱胎出来，又把自己的理论根基牢固地建立在古希腊的原子主义基础上，从而获得了为世俗欲望进行伪饰的理论框架，即“天赋人权”和“个体主义”。

自由主义的兴起推动了西方社会的世俗化，带来了基督教的衰落和势微。但是当自由主义不断地走向强势时，它的弊端和危害性又在实践中暴露了出来。

二、共产主义实践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迸发

在自由主义思潮的演进过程中，它对政治领域的冲击远没有在经济领域中来得迅速，这是因为在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的君主制依然强盛。君主制对自由主义在政治领域里的发展起着强大的制约作用。但在经济领域里，由于自由主义在市场贸易中的应用能够带来财富的大大地增加，既而在民间（尤其是新兴资产阶层）获得了强力支持。

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应用促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完善，它的成熟理论是以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所撰写的《国富论》为标志的。然而，早期资本家出于对利润的贪婪追求展开了对工人的肆无忌惮地剥消，同时私有制在工业社会里也造成了大量的工人除了少量的靠自己劳动力换来的生活资料之外，几乎一无所有；早期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又采取一种完全放任的态度，这导致了几乎十年一次的经济危机，使得广大底层社会的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资本主义的自由私有经济制度催生了由马克思为精神领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严重地打击了资产阶层的私有利益，也使得欧洲不少国家的无产阶级摆脱了资产阶级的统治，纷纷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和政党。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给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导致其在19世纪中后期走向衰落。

三、自由主义从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极权政治的批判中又获得新生

我们知道近现代的国际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以早期的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自由社会制度为参照物的，因此它走向了完全的对立面，即一种高度计划的共产主义极权的制度。

由完全的自由放任走向完全的计划控制，这两个极端都给相应的社会带来深重的苦难。在以苏联模式为典型的早期共产主义极权的政治制度，由于实行完全的公有制，导致了社会个体在高度极权的情况下，丧失了作为人所具有的个体的一面，既而处在一种完全被控的状态下，这种被控不是一种社会个体的自主，而是一种完全的被动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个体的个性完全被拟制了。

因此，自由主义是对个体的完全放任，而早期的共产主义则是要对个体的完全控制，无论是放任个体，还是控制个体，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从社会个体出发的，都是个体主义思想的表现形式。

这种本是唯物主义的理论导致的实际社会结果却成了高度唯心主义的，即完全按着个人的意志和理性主义来安排一切个体的生存状态，这是反自然的，它需要高度的社会控制力，这样高度的控制既而带来的就是其反面，即在不多长的时间里，欧洲的共产主义国家纷纷解体。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却在不断的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不断改革，放松对社会个体的理性控制而获得了可持续性的存在与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西斯主义是早期共产主义理论的一种衍生物，它所导致的灾难和斯大林统治的苏联极权主义政治所造成的政治后果都给人类造成了深重的苦难。它们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家们带来了一个批判共产主义理论的活标本，也为后期的不断进行改革而走向发展之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一种反思的路径。

西方的思想家在对早期的共产主义理论导致的极权主义政治和法西斯主义的实践批判中，又催生了自由主义的活力，诞生了以哈耶克为首鼓吹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只不过这次批判的不再是基督教中的那个上帝老怪物，而是主宰着西方思想家灵魂的至上理性。《致命的自负》在批判理性的无所不能的同时，又把社会个体的纵欲程度抬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如今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涌进国门，又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泛滥，导致这个古老的向往中庸之道的民族走上了跟随西方一起集体纵欲的毁灭之途。

四、人类社会需要走向东方的中庸之道

基督教中的基督教会、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斯大林极权主义政治形态、资本主义中的完全自由竞争的社会形态，这些都是曾经发生过的极端的社会形式，它们虽然寄托着各自理论信奉者的美好社会理想，但却走向了与预期相反的祸害人类的反面。

在共产主义理论那里，完全的公有制从本质上泯灭了社会个体作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的有限自主性，它在控制经济的同时，也完全控制了每一个社会个体的人身自由，这是一种基督教教会的世俗化，正象马克思计划的那样，共产主义是把基督教的天堂搬到人间，实现世俗王国的天堂化。他过高地估计了理性的功能，却对人类的非理性的心理活动一无所知。问题不在完全消灭私欲，而是要寻求一种公私的平衡。

在自由主义理论那里，把作为社会基本构成单元的个体凌驾于社会整体之上，要求其内在的欲望是至上的，社会整体必须服从社会个体的内在意志，为了把每一个社会个体的内在欲望合理化，就将每一个社会个体的内在欲望伪饰成一种理性形态，及规定为权利。权利裹着个体的欲望不但地扩张自己的限度，既而社会个体以一种理性地伪饰不断地走向纵欲，进而导致社会走向集体纵欲。自由主义理论一方面破坏了伦理生态，导致了家庭的破裂和道德的败坏；一方面破坏了自然生态，市场经济带来了一种疯狂的消费主义，不断地在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

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个体主义价值观的两种极端的表现形式，它们的实践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是有目共睹的。人类社会需要跳离这种个体主义的西方文化藩篱，去到东方文化文化那里寻找拯救之路。

中庸之道，是儒家追求的理想，它以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处于一种平和的和谐状态。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思想都反映出的是东方的那种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这种整体观既不抹杀个体的价值，也没有突出整体的绝对性，而是在个体和整体的互动之中寻求一种平衡，使得二者处在一种和谐的状态。这种思想是对西方个体主义的超越，也可以根治来自于西方的精神危机。因此，如何回到儒家和道家文化那里，进行返本开新，发展出一种超越西方建立在个体主义原理基础上的包括自由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在内的整体主义社会理论，既而使得人类社会从西方的那种极端的反动之中走出来，这也是我们这代思想工作者的使命，自由主义开始在中国的泛滥已经敲响了我们警惕的钟声，也给予了我们紧迫感。

作为有着深厚的儒家传统的中国社会，不应该愚蠢地陷于西方的那种两极的动荡之中。复兴儒家思想，重建东方的政治新秩序，是我们摆脱来自于西方社会两种极端文化思潮的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