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柏杨于2008年4月29日凌晨一时十二分，病逝台湾新店耕莘医院。

作为一位作家，柏杨是一位不折不扣、合格的知识分子。什么叫“知识分子”？1986年，王瑶如此评价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终其一生执著于以笔挞伐黑暗、以言为民请命的柏杨先生当如是。

有人说，柏杨等人（胡适、龙应台、李敖等）对于推动台湾的民主进程立下汗马功劳、并见证着台湾的民主进程，我不否认，并深切认同这样的说法。而我琢磨的是，柏杨现象的出现，或许源于不完全的三个要素——


柏杨生活在一党专政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也可以这样说柏杨先生“生逢其时”——盖乱世也——纵观历史，比如南宋末年文天祥，在元军兵临临安之际，临危受命，与元军誓死抵抗，后不幸被俘，在拘囚中，大义凛然，终以不屈被害，后人在其遗命书中发现有这样一段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比如明末清初、抵抗清兵的夏完淳，同样“杀身成仁，誓死取义”，编《明诗别裁集》的清人沈德潜这样评价其曰：“十五从军，十七授命，生为才人，死为鬼雄。”郭沫若1943年作于重庆的有一出知名历史剧《南冠草》，描述的就是抗清民族英雄夏完淳的故事，当时（抗日战争时期）激发了多少国人的抗日热情呢。与夏完淳同时代的还有一代名媛柳如是，“十七年间，钱柳已由言情之儿女，改为复国之英雄矣。”故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如此高度评价其曰：“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皷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再比如晚清时期的戊戌六君子，倍出鲁迅、胡适等大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国外也有，比如前苏联时期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等……应该说类似的例子并不少见，特别在危难关头总容易造就这样的人物出现，是否应验了这样一句民谚——乱世出英雄（或时势造英雄）呢？

似乎，柏杨历经了溃败台湾一隅的国民党专权时期，也就有了他今天成就的“土壤”。这样的“土壤”又可谓糟糕透顶——不正是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时期吗？——似乎大师的频繁出现总是伴随着民族灾难或者国家灾难？

有了“土壤”当然要有“种子”，所谓“种子”不妨借以为知识人的“独立人格”力量，正如柏杨“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因言论获罪，柏杨被国民党关押在监狱里长达九年之久。并没有因获罪而低头继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007年12月，88岁的柏杨，还依然因不满陈水扁之前戒严说(指陈水扁称有人向其建议，若明年台湾地区“立委”选举蓝营坚持两阶段投票致混乱，可采取戒严)，从11日开始就拒绝进食，15日因年老体弱才被紧急送医，即使躺在病床上，柏杨还是忍不住痛批陈水扁。我们今天当然更需要这样的敢于说话的知识分子。借用一句战争名词就是“主动出击”，如果老是处于被动，一味畏手畏脚、趋炎附势、谄媚权贵，也就根本谈不什么独立的人格。柏杨的一生行事没有离开这种强势的批判精神。

有了上述的客观和主观因素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还得有言论表达的渠道和平台，即政治环境，否则“种子”不会发芽。打个比方，比如市场上直接销售食用的蒜头，为防止蒜头生根发芽，总要使用一种药剂破坏掉它的胚胎，胚胎坏掉了，自然也就没有了发芽的机会。言论亦如此，如果把言论控制的比较好，甚至压根没有言论自由，恐怕出大师的希望也就渺茫了。从这一点上说，国民党并非“赶尽杀绝”，骂国民党专权的柏杨虽获罪入狱并没被杀；同时代的另一个骂国民党的李敖也如此；还早一代的、直捣国民党专权独裁并敦促实行民主的胡适先生，更是毛发未损、声誉日隆。可以说台湾的言论进步也得益于政党的自我觉醒以及妥协让步。

柏杨现象的出现，或许真的离不开上述三个要素。历史的偶然、台湾的环境以及柏杨的人格等要素在相互妥协中恰就构成了有“人权”斗士之称的柏杨（或曰柏杨现象）。

的确，我个人也不否认这样的知识分子主动对于推动社会发展前进的必要性，但是，如果一个政府或政党把言论紧紧地控制在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社会就难以出现类似的柏杨现象。相反，如不与时俱进、甚至开历史倒车，最坏的结局，怕就又回到第一个要素中所言的“大师的频繁迭出总是伴随着民族灾难或者国家灾难”。这样的消极，当然不能诛心之论心态，以累及云云众生为代价，去换取大师人物的出现。

有人说“我们比20年前更需要柏杨”，至于为什么需要且不论，既然需要，我在想，“柏杨”的出现或想做“柏杨”其实也并非什么难事——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道家也说“人皆可以成仙”，我要说“人皆可以为柏杨。”——只是，关键在于“有为”、“不为”或“不能”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