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画地为牢的户籍壁垒，已经而且仍在深刻地改变中华民族的自然和社会生态。

新中国建国后的前30年，这种改变主要体现在自然生态环境破坏和人口增长上面，表现为一种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间接矛盾。矛盾的爆发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

先看环境生态成本。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通过卫星遥感，对我国西部12省区的土地承载力（每平方公里土地上生长的绿色植物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西部有1/5的土地承载力处于超负荷状态，如内蒙古科尔沁沙地、陕西北部、甘肃的河西走廊、云南、四川、贵州等地，都处于超负荷状态。西藏的南部和西部、新疆的伊犁谷地及南部绿洲、青海东部等地则处于满负荷状态。这些严重超载已经造成很多地区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如科尔沁地区土地沙质荒漠化，陕北高原水土流失，云贵高原喀斯特地区出现石漠化。有人计算了一下，中国目前适宜生存的好地方只有国土总面积的1/3。半个世纪以来，荒漠化及严重水土流失地区的面积各增加了约一倍半，中国等于丢失了大约350万平方公里土地。可见自然界的破坏力有多么强大！而造成破坏的主要原因不是别的，正是人类的过度活动、过度开发开垦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开发性破坏”或曰“破坏性开发”，使自然生态没有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中国科学院《199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有这样一条信息：中国人每年搬动的土石方量是世界人均值的1.4倍。中国的人类活动具有明显的破坏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3—3.5倍。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壁垒森严的二元户籍制度，将农村人死死锁定在他们的出生地上，不能自由流动，既使生态环境已经使生存和发展成本变得很高甚至根本不适合生存，也不能迁移，因为居民没有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只好通过改造自然，改造国土来暂时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无形中、长远上又加大了对自然的破坏。50年间，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今天中国人的人均有效生存空间已被压缩为建国之初的大约1/4。（相关资料见仲大军《中国的失误——公地制度、户籍制度对国土资源的影响》一文，载《新经济》2001年3月号）

人口成本。农民不能自由迁徙的结果，是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缓慢，农业生产方式停留在以人力为主的小农生产阶段，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养儿防老的现实需要使得越是落后贫穷的地区，越要多生多育，同时由于越落后地区孩子的培养成本越低，最后形成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二元户籍制使得中国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多生了一亿人口。如今，巨大的人口压力、低水平的国民受教育程度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沉重包袱。

1978年以后，户籍冲突已经从间接的、人与自然的冲突直接向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冲突转变，矛盾的爆发地也同时向农村和城市地区全面开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资源要素的市场化和农村生存、生态环境的恶化、农业比较收益的每况愈下，农民进城正在成为中外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浪潮；与此同时，城市人口的城际迁移也越来越频繁。但是传统的城乡户籍壁垒和城市与城市之间画地为牢的户籍控制政策，正在给城市乡村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制造越来越多的麻烦。

特别是移民二代的敌视和仇恨情结。未来中国10年左右，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可能就来自每年百余万的失业大学生和过去、现在受到不公正待遇、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合流。目前，警告的信号已经发出：数据显示，2000年上海市与外省市户籍的未成年犯人数比大致在6：4，到2005年的比例已经达到3：7；北京海淀法院少年法庭2005年的数据显示：流动儿童的犯罪率是当地户籍儿童的3倍！各城市尤其是各大城市不让公民在常住地登记户口的行为，从体制上制造了全国范围内数以亿计的“妻离子散”，造成了数量巨大的受教育权利受到严重歧视和剥夺的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以及所谓的“体制性寡妇”、“体制性光棍”。

今年两会前，全国妇联公布的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全国17岁以下留守儿童已达5800万。流动儿童的人数有多少？当也在4000万以上。一个人对待社会的态度和方式，往往是由社会对待他的态度和方式决定的。移民二代在教育公平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最终也将以敌意和仇视“回报社会”。这将是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这一点，比文革时期的一代人集体失学更可怕。因为，从个人角度，心灵残缺比知识贫乏更可怕；从社会角度，歧视比贫穷更可怕，更制造对立和仇恨。它祸及一代甚至两代以上儿童中超过1/4甚至更多的人口，决不能掉以轻心。相信任何人都不想把中国未来的城市带入动荡不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