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于今年5月1日起施行。对于这部法律，很多人寄予厚望。但从近期阜阳市对手足口病的应对来说，很难叫人对政府信息的公开持乐观态度。

据报道，阜阳早在3月就暴发EV71病毒疫情，当地关于“怪病”夺取儿童生命的传言也在大量传播，然而直到本月15日，阜阳政府才在地方媒体上公开了关于此病的信息，但公开的信息称该病为呼吸道感染疾病，并非传染病。阜阳政府解释说，这是怕引起市民不必要的恐慌。而事实上，由于政府迟迟不公布真相，恐慌已经在当地蔓延。在这种情况下，用一个没有说服力的“谎言”——哪怕是善意的谎言去阻挡另一个“谣言”的传播，非但不会使“谣言止于真相”，相反，会进一步加剧人们的恐惧情绪。

政府信息不但关乎公民的民主权利，在一些特殊情形下，甚至关乎公民的生命。比如，此次阜阳发生的手足口病，截至4月27日，已有1199名儿童病倒，其中20人因有多脏器功能严重损害而死亡。这当然不是说政府信息延迟而致人非命，而是说政府如未能及时公布信息，会耽误人们对疫情的判断，从而有可能延误治疗时间，导致不应有的后果。

应该承认，自2003年“非典”过后，随着人们对建设一个透明政府的期待，近年来政府信息公开有了很大的进展。但也要看到，由于多年形成的工作习惯，更由于缺乏一个法律制约，许多地方仍然停留在单方面的承诺阶段，甚至在少数地方被当作某种恩赐。信息是否公开，公开多少、怎么公开、什么时候公开均由掌握信息的部门自己决定。这在一些重大事故中均表露无遗。

我们看到，尽管条例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和主体、方式和程序、监督和保障等内容做出了具体规定，以保障全体公众的知情权，但在现实中，对于政府信息什么能公开，什么不能公开，一直是一个难以“界定”的问题。中国是一个有着长期人治传统的国家，政府体系习惯于操作不公开，特别是政府权力滥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本身就处于暗箱操作中，通过官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来实现，因此，各项政务权力的公开透明运行，必然会触动部门和个人的利益，成为政务公开的阻力。如果再考虑到实际中对公开内容进行“把关”的多是政府和部门的“一把手”，必须领导点头才能公开，不排除在政务公开方面，一些地方和部门借口“保密”和“安全”需要，制造一些不必要的障碍，将本应公开的信息不公开，或者缩小信息公开的范围。

松花江水污染事件、阜阳前次的“大头娃娃”事件和本次的手足口病事件都表明，这种情况是极可能发生的。对此，虽然公众可以通过条例规定的申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渠道寻求救济，上级主管部门和监察机关也会督查行政机关信息公开的实施情况。但是，鉴于事实上的甄别“保密”托词之难以及公民寻求救济的高成本，从一些已经实施政府信息公开的地方来看，情况并不乐观。

目前，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践仍处在较低的水平。因此，条例实施后，政府信息公开能否僭越“人治”传统，有赖于对信息公开是否有一套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并降低公民的救济成本。假如政务公开做得好能够及时得到表彰，而对政务公开持消极态度、被动应对甚至抵制的，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也无论是通过上级查处还是公民救济，都能给予其相应的惩处，那么，政府机关就会有动力和压力去推进信息的公开。为此，需要尽快建立起科学的信息公开评价考核制度。否则，像阜阳这样的事情，会一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