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从“大包干”开始。当时，关于“大包干”的报道铺天盖地，主调就一句话：一包就灵！“大包干”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大包干”是不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最大因素？采访农村，观察农村，接触无数个农村致富的典型，我的结论是：引发农村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不是“大包干”，而是逐步放开和逐步成熟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改变了中国，改变了农村，也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地位。
“大包干”之后，跑致富典型成了记者的主要任务。有意思的是，我所走过的村庄，整体致富、富裕程度最高的，并不是那些“一分到底”的村庄，而是保留了集体、实行了专业化生产的村庄。更有趣的是，这些村庄在过去是受批判的，因为它们在大面上风行“一大二公”的时候早就搞了定额管理，搞了“小包工”、“小包干”。奇怪的是，这些热心搞“资本主义”的人，当“大包干”来临时，他们却没有往前走，而是跨过了“大包干”，直冲着市场经济，搞起了分工很细的专业化生产。我采访过诸城的沙戈庄、安丘的前儒林、高密的南关村、高密的北大王庄，他们发展经济的谋略和眼光，让我感佩不已。高密的北大王庄，“大包干”后，他们没有把地分到户，而是成立了几个专业队，有种地的、有养殖的、有运输的、有专搞企业的。他们的农业队，只有十几个人，种、耕、管、打全部机械化，种着全村的地，还包了外村的地，在全镇粮食产量是最高的、卖粮是最多的，在全村几个专业队中他们人均向集体上缴的利润又是最大的。安丘的前儒林村搞的也是专业生产，他们甚至保留了过去的科技队，专攻科技种田。上世纪80年代初我去采访时，这个村的玉米单产已经到了一千五六百斤。这些村庄，在当地都是最富的村庄，事业兴旺，风气也好，让周围村羡慕不已。我也去过龙口的南山村（现在叫南山集团），那里的情景就更让人开眼。南山的专业化程度就更高，事业也更大，俨然是农民按自己的理想建起来的具有高度文明的现代化小城。后来，我撺掇了徐守礼（当时是大众日报农业部副主任）和曲怀生（当时是大众日报烟台记者站站长）去采写南山，题目就叫《农民的城》。那报道，至今读来，仍让人感奋。
这样的村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党组织坚强，村班子过硬，主要领导有理想、有能力。一个村是这样，一个乡镇是这样，一个县市也是这样。我采写过寿光的蔬菜市场，也采写过领导建这个市场、带领全县人民发展市场经济、一举改变了寿光面貌的县府县委领导班子。后来，我跟也曾写过那个班子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刘健议论此事，我说：“王伯祥（当时是寿光县委书记，后当潍坊市市长）就最懂市场经济？我看不见得。可他有一颗为民之心，处处为人民的利益打算：寿光南部种菜，好，我就给南部的菜农建一个大市场；中部适宜种棉，好，我就领着中部的农民改碱种棉；北部靠海适宜晒盐、养虾，好，我就发动全县人民建拦潮大坝，帮这里的农民发展晒盐和水产养殖。南部、中部、北部，全县所有的农民发财的路子我都给你们盘算到了，让你们有活干、有钱赚，这就是咱们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了！经济就是个利益，就是为谁盘算，让谁赚钱！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必须为群众着想，让多数人赚钱，这才是成功的市场经济！”
在我参与采写的所有典型中，平邑的九间棚是一个特例。九间棚的故事，最应该发生在公社的年代、学大寨年代。可那样的年代里它偏偏没有发生，它偏偏发生在了“大包干”之后。发生在“大包干”之后，也是市场经济引起的，是山下的世界里那潮水般涌动的市场经济刺激了他们的思想，激发了他们的欲望。在不可想象的艰难条件下，他们找水、建蓄水池，那是为了种梨、种金银花；在悬崖上修路，那是为了把收获的果实运下山；集资架电，那是为了发展村办工副业项目和实现现代人最起码的文明。这个典型，是我跟刘同贵一起写的。在采访中，我们就细细地“咀嚼”过它。我们最感兴趣的还不是发生在这个闭塞的山顶上的那些令人震惊、落泪的故事，而是故事背后所蕴涵的思想、道理，如：在全民奔富的时候，党员应该怎么做？支书应该怎么做？干群关系应该怎样对待？党的威信依靠什么才能树立？等等。所有这些我们最想说出的话，我们都把它写在了报道的最末一部分《山坳里的对话》里了。山顶上的九间棚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双手，改变了那里的恶劣环境，他们不是想当什么让别人参观学习的典型，他们只是想取得和山下人大体相同的进入市场的条件。后来，他们下山了，大规模地参与了外部的经济活动，亏亏赢赢，那就全靠他们自身的能力和造化了。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关注着九间棚的发展，特别是刘同贵，九间棚后来每走一步，他都倾力相助，付出了许多的辛劳。我们总想为九间棚写个续篇，甚至想好了题目，但几次都觉“材料”还不够，所以，至今也没有动笔。
回顾30年，中国发生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搞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应为资本主义所专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而且有条件搞得更好，发展更快，效率更高。“大包干”是一招妙棋，在中国搞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大动作、大手笔。我们庆幸这个大手笔的到来，同时又惋惜它到来得有点迟，错过了一些时光。人们的思考是有阶段性的，受着历史的制约。1958年毛泽东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对“社会主义还需要商品生产”和“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的观点是赞成的，并明确表示：“不要怕资本主义”。如果这不仅仅是一段读书笔记，那该有多好啊！

（作者为《大众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