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讲过一句历史穿透力和言辞震撼力极强的话：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一招。
站在2008年的今天，回首30年前的昔日，比较在这个时空进程中国家与个人发生的巨变，细细品味这句名言包卷的沉甸甸分量，难道你不觉得改革开放也同样是决定个人前途命运的一招吗？历史的智慧告诉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总是裹挟着个人的命运，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往往也决定了个人的兴衰。从这个意义上说，好的共性决定了好的个性，反之亦然。
假如没有小平同志扭转乾坤般地改革当时的大学招生体制，也许我还呆在那个川滇山区的荒沟野岭工作，顶多是个掌勺厨师而已。当1977年深秋传来高考招生的消息时，我所在的地质队一下子就“炸”了。几百名青年重拾书本，拥入考场。尽管我的成绩位列前茅，但我的家庭成份不好，属于类似印度贱民的黑九类之列，最后不得不落荒而逃。第二年，上面宣布取消政审，我又迫不及待地入场拼搏，终以四川省当年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梦寐以求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自此，与新闻结缘至今。
即入人大，寒窗十载，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像这样一口气读完全部学位的，在77、78级新闻系学生中，我是唯一的。十年大学，最让我高兴的是，做了于我学术生涯影响至深的几件事：
一是硕士生期间，沿着范长江上世纪30年代西北采访路线重新走了一遭，深切体会到当年范长江的甘苦艰辛。
二是通过重走西北，发现了两条重大学术线索，一条是对范长江说的当年西北采访的目的之一，产生了怀疑，一年多以后，据此写成《范长江与红军长征》论文，引起社会反响。此篇论文是我对范长江研究开创“颠覆性”的首起，与十多年后写成的论文《为什么不是范长江》遥相呼应。显然，范长江研究并没有完结，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以求深入地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另一条线索也是在甘南重镇哈达铺揪出的。哈达铺是红军长征过境休整之地，范长江当年也去过，他比中央红军先过40余天。红军长征选择陕北作为落脚点，就是在这里通过阅读国民党报纸的消息才确定的。然而，究竟是根据什么报纸获悉消息的？在党史界却一直是重大疑点，是《山西日报》还是《大公报》？抑或兼而有之？当时虽然发现了问题，也提出了问题，但却没有能力破解这个问题，因为我对党史、军史知之甚少。直到本世纪初起，我才写成《大公报与红军长征落脚点之研究》论文，彻底解决了这个疑点。据我所知，党史学界、军史学界基本认可了我的结论。庆幸的是，此篇论文还荣获第十三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三是完成了24万字的博士论文《明代新闻传播史》，算是填补了古代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一段空白，学术界评价颇高。现在回想起来，都不知当年是怎样发疯似地将人大图书馆几千册明代文献图书资料读完的，又是怎样历经辛苦，居然搜集到整整一卡片箱的史料摘录的，又是怎样在两个多月内没日没夜地写完博士论文的，真是君去也，休回顾，疑似神助。
学业完成，便进中南海。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一呆就是9年。期间，仕途似乎还比较顺利，从主任科员干起，一路“混”到副局级，曾一度是中南海北区最年轻的局级干部。我的工作主要有三类：一是为国务院领导起草讲话；二是为国务院研究室领导和国家领导人准备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发言稿；三是从事领导交办的调研任务和文件起草。高层政治生活的经历，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首先是培养了大局意识和整体意识，坚定了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其次是淡泊了名利，不进中南海，不知中国有多少能人和智者，不知中国有多少高手和行家，慢慢地学会了低调做人，把自己看得轻、看得小；再者是掌握了写作讲话、文件、报告这一套话语体系，它与学术论文写作的那一套话语体系是完全不同的。友人讥我是“御用文人”，我自嘲说：大文人苏东坡还为皇上写过600多封诏书哩！
虽然“高处不胜寒”，但这种经历本身就是特殊的难得的锻炼。它开拓了我的视野、眼界和胸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学术研究。工作之余，我写过两篇对新闻史研究有原创意义的学术论文。一是发表了关于明代万历年间邸报原件的研究论文，我在北京图书馆看到的这份明代邸报原件，是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报纸实物。二是发表了关于三国时期新闻信息传播的研究论文，对三国时期的新闻信息传播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归纳和总结，又一次填补了中国古代新闻传播史研究的一段空白。
1997年底，我调入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任职，一直干到现在。就学术而言，除了前面提到的几篇学术论文外，我还写过一些自以为比较得意的论文，如《喉舌追考》。尽管新闻界常用“喉舌”一词，但喉舌是从何而来的，最早出现在哪里，以后又是怎样变化的等等，人们全然不知。我的这项研究成果，得到了学术肯定，荣幸地评为中国社科院第六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
如同任何歌唱家一生中必有几首流传于世的歌曲，但不可能首首都唱得最好一样，又如同任何作家一生中必有几篇最得意的作品，但不可能篇篇都写得绝佳一样，任何专家学者一辈子可能留下大量篇什，或著作等身，但真正有思想、有价值，能够传世的，也就那么几本或几篇论著。细检自身30年的新闻学习与研究，虽然也写过不少文章，但勉强称得上传世之作的，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几篇，其余的都是一般般，甚至还有可能是垃圾文章。一个学者一生中有一件或几件发现和创造，就不错了。我知足矣！
最后还想说几句。我上大学十年，依赖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费用国家全部包下。我不但不用交各种学费、住宿费等等，每月国家还发给每位硕士生70多元、博士生90多元补助。在当时的生活水平条件下，这点补助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是国家培养了我，人民养育了我，我有什么理由不感激和报答国家和人民呢！当然，我也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本刊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