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逸之

目前，我们的《中国文学史》版本应该很多了，但不管是在体例上还是在观点上，多年来基本是陈陈相因。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似乎没有一个版本给少数民族文学留下一席之地，更没有对客观存在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融合和影响给予足够的关注。这显然不能体现作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的本来面目，更不利于未来中国文学在民族融合意义上的创新。所以，我认为非常应该在文化和民族意义上还原中国文学史的本来面目，尽快把少数民族文学有机地并入中国文学史中。

现有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实质上不能体现真正客观意义的中国文学史。它们只能说是某种意义上的汉民族文学史。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学是使用中国语言文字创造的文学作品。中国文学的概念，要从历史、逻辑、形态和语质几个方面确定。”（赵建军）还有人认为：“中国文学即中华民族的文学。中华民族是汉民族和蒙、回、藏、壮、维吾尔等55个少数民族的集合体。中国文学是以汉民族文学为主干部分的各民族文学的共同体。”（王瑶 、周扬 、周振甫、 钱仲联《中国文学史通览》）比较来看，前一概念似乎更内在一些，但容易使人误为偏颇，后一概念虽嫌浅显直观，但应该说更大气。我以为，定义中国文学这个概念应该更偏重在中国上，而中国尤其不应该仅仅是地域和汉民族意义上的，更应该是文化、多民族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同时应该是文化中国的显现和中国文化的表征，所以，从文化、多民族意义上定义中国，定义中国文学，才是更内在、更本质也是更准确、更大气的。中国文化史恰恰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中心，不断吸纳、融合各民族文化，从而不断更新、发展、成熟的过程。而文学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这个过程中既作为一种手段、又作为一种目的，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文学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获得新素质、新品格和新发展。

我们都知道，唐代文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绩，一方面作家作品的数量、质量都有近乎空前的提升，同时唐代文学体现在气质品格上的精神内涵也有较前代不同的素质。唐代文学甚至可以作为某种性质文学的代称，而非仅时间意义的指称。那么，唐代文学的新质是从哪来的呢？这正如梁启超先生指出的，胡汉民族历经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融合的化学作用，令我们的文学顿增活气，具体讲就是我们汉民族温柔敦厚的底子加入许多胡族慷慨悲歌的新成分，不知不觉便产生出一种新的异彩，而这种异彩恰恰就是唐文学的根本素质。比如李白的诗歌，似乎很温柔但决不似南朝汉人文学的靡曼，似乎很伉爽但又绝非北朝胡族文学的粗犷。这就是胡汉民族气血文化融合的结果了。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仅仅看看少数民族的汉化，实质上它也是汉民族的胡化。同样的例子，比如说元代文学、清代文学，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两个民族为主的多民族文化、文学融合的素质。

因此，《中国文学史》著作应该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相。一方面应该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本身预留出足够的空间，把它们自身的文学史有机地并入中国文学的大范畴中；另一方面也应该多多关注多民族、多元文化互相的融合、影响在中国文学上的表征。或者说，应该在中国文学史中同时并入民族文学融合史、影响史。

如今，我们已经在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完全有必要也有条件做好上述工作。

这里，我们特别提到藏族文学，它本来就是华夏文化下的中国文学有机的组成部分。藏族文学不管古代还是现当代，本身已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同时也具备他民族无可替代的特色品质。历史上，汉、藏民族在文化、文学发展上有过而且一直存在相互的影响和融合，但事实上这种影响和融合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和规模。文学是各民族之间互相认识、互相学习、互相认同、互相融合的一种最友好、最有效的手段。所以，我建议致力于中国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学者，尽快把以藏族为代表的蒙、回、壮、维吾尔等各少数民族文学尽快写入中国文学史，使中国文学史还原客观意义上的多民族文学并流史、汇流史、融合史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发展史。这对我们中国文学的未来以及中华民族的未来都将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