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特别勤奋的人，林昭们的故事虽然曾有所闻，却没有认真去研读。其实，他们的鲜血仍在不远处流淌着，只不过我们学会了视而不见，习惯了做失却灵魂的走兽罢了。我们或许是因为少了两只脚，所以在某些方面连四足动物也不如了。

说起反右运动，就有人提起“五一九”。1957年4月，知识分子被鼓动出来提意见。这些文人仅仅提了一个多月的意见，就有了1957年5月15日的《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在内部高层交底。而对外，仍然不动声色。就要看看全国有多少谤者。这是“引蛇出洞”的高招。在5月15日，有人计算了一下，大约有4000个左右。对当局提意见者，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是可恶的，是为谤者。谤者，即敌人也。至少商纣等老前辈是这么认为的。而运动，乃过去的战役也。仅仅4000名敌人，打起来有何意义？于是继续进行“阳谋”，等待更多的谤者跳出来。

1957年5月19日，北大的张元勋等人终于忍不住了，贴出大字报《是时候了!》那是一首长诗，有这样的句子：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这样的诗对普通老百姓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在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却非常敏感。因为这诗暗示时局有点“黑暗”，要人们站起来捍卫真理。因为这首诗，学生们展开争论，大字报也铺天盖地地出现在北大校园内。学生们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张元勋等人，一泒反对。而大字报也转向讨论其他问题。

除了大字报，还有自由辩论。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着反右运动正式开始。伟大领袖在北大“五一九”事件后，新确定敌人是55万。后来据说牵连的人达到500万。不管多少，反正反右运动之中出现的情况是有些地方找不到右派只好通过领导指定或群众评选的方法来凑数。

而似乎在这之前，张元勋等人已经开始受到冲击。这种无知的敌人，要被批斗。所谓批斗，即精神及附加肉体折磨也。

在学生们忙着精神及附加肉体折磨张元勋等人时，有一位漂亮的女生看不惯了。她是林昭。林昭曾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对伟大领袖非常崇敬。她的舅舅许金元，大革命时期中共江苏省的负责人，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遇难，尸体被沉入长江。她的母亲许宪民，自16岁便在哥哥影响下投身革命。1946年，在史良的支持下，许宪民参加国民党伪国大竞选，并当选。在一系列有利身份的掩护下，她资助共产党地下电台的建立，提供收发电报的场所，并帮助地下党进行策反活动。父亲彭国彦，早年留学英国。1928年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随后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因为政清廉，不擅逢迎，只任两届便赋闲在家。日本投降后，他又任中央银行专员，按例可免费分得镏金一块，他却认为是不义之财，坚决拒收。他也曾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多次为中共地下党人开脱罪名。林昭的姐姐，也曾一位(外围?)地下工作者。可以说，她家也是标准的“革命家庭”，至少比较革命的。

但是，林昭看见学生们采用人身攻击手段对付张元勋，如有人骂张元勋是“疯子”、“魔鬼”，她看不惯了。她责问：“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

一位男生被她激怒了，问她是谁，她跳到桌子上这样回答：“你有什么资格问我，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我告诉你吧，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呢。我林昭还没杀人，我告诉你，我姓林，双木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就因为这件事，林昭被牵连进去。1957年秋，张元勋等人被正式打成右派。一说林昭尚未正式做右派，但不管如何，她受到强烈的心理冲击。她做了一件事，吞安眠药自杀。没有自杀成功，被救了回来。但自杀，是一种对抗表现。反正到此时，她已经是铁定的右派了。她这右派态度非常恶劣，被劳动教养三年。但由于她有病，经常咯血，在北大新闻系负责人罗列的帮助下，她没有被发配到大西北做苦工，而是被留在北大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这期间，她与刘少奇的前妻王前一块工作。有意思的是有不少批判右派的材料，却是他们整理出来的。

这时，她与另一个右派学生甘粹恋爱，1958年6月，两人申请结婚，竟然不批准。两个右派，连结婚的自由都被剥夺。这样的伤害，对林昭可想而知。为了拆散这对苦命鸳鸯，“组织”上于1959年9月强行把甘粹发配到新疆做苦工。不过，林昭与甘粹的短暂恋爱史，并未得到林昭妹妹后来的承认。不管她与甘粹有无恋爱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选择了一条继续自我觉醒的路。

林昭病情加重。此时，北大新闻系已并入人民大学，林昭也就归人大管。1960年初，经人大校长吴玉章批准，林昭被母亲许宪民特来北京接回上海养病。时值大饥荒。林昭对当时的问题，有了更清醒的看法。林昭喜欢写诗。她在与张春元等人认识了。张春元要办一个杂志《星火》，这是通过文学表达精神诉求的非官方杂志，林昭加入其中。但是，这份杂志被视为反革命行为。林昭与张春元等人被捕。林昭本人是1960年10月从苏州老家被抓去上海坐牢的。她的父亲当时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为生。得知心爱的女儿入狱后，自杀身亡。在监狱，她有了更深入的思考。1962年，她被批准保外就医，甚至拒绝出狱。她认为自己没错，就那么简单。

她开始有意识地反抗。自己没有做借什么，却受到如此的磨难，她要出声。1962年7月，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呼吁效仿蔡元培校长，主持公义，营救被迫害的学生。1962年9月在苏州与右派分子黄政、朱泓等人商量并起草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纲领和章程。又把一些文章托人把他们的文章拿到海外去。

1962年12月，林昭再次被捕。在狱中，多次自杀未果。多次写信、写血书，没有下落。后来，经常也血书，因为没有笔。血书由申诉转为思考。

1965年5月，她被判刑20年。她用鲜血写成《判决后的申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应该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蔑视它！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林昭 主历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这时，他改从基督教寻求精神寄托。

在狱中，林昭又写了不少诗歌、散文和一些书信。她曾托已经出狱的张元勋和母亲以后为她出版三本书，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

1968年4月29日，林昭突然被改判死刑。当天即被抢杀。理由似乎只是她态度恶劣。她被抢杀后的第二天，即1968年5月1日下午2时，有人来到林昭母亲家，索取5分钱子弹费。林昭的妹妹彭令范送上5分钱，林昭的母亲当场昏厥。林昭被处决前后，张春元被诬指“密谋暴动越狱”，杜映华被指控为张春元传递消息，两人均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张元勋也重新入狱。林昭母亲经受不住精神打击，精神失常，多次离家出走，后死于上海街头。有人说是自杀，有人说是被红卫兵打伤致死。

林昭的所谓反动话语，大致是这些：“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方，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更惨痛的死亡。”“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那毕竟是旧认识问题，既然从那臭名远扬反右运动以来，我已日益看穿了那伪善画皮下狰狞的罗刹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允许我堕落为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我在绝食中，还是在胃炎发病，疼得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月经期间，不仅从来未为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时除掉一副。”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布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林昭的惟一罪过，就是认为不应当有那样的引蛇出洞，那样的“阳谋”。一个人因为提点意见就被别人折磨了，她想不通。她始终坚持自己是对的。因此，她要深思，要反抗，要申诉。就是对不正常的做法产生怀疑，仅此而已。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如果君欲像正常人一样思考，就意味着罪过。

江西有个叫李九莲的女性，1969年2月给男友曾昭银写了这样一封信：

曾昭银：

你好！来信收阅。我觉得此信供你作取与舍的参考较为合适。我以前未知你的态度，所以不便直言。今天我把我的思想情况向你说清楚。

一、对国家前途的看法：

经过半年多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大革命”发生反感。对批判刘少奇好象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又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已收尾了。很多现象，很多“正确的观点”，和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差不多，本质一样，提法不同而已。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象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

二、个人打算：

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的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我决心按马克思所说的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这是作了最低的估计。我之所以要抓住革命与奋斗两种观点不放，是以此思想作指导。故渴望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风险和耻辱而动摇，仍保持生活友谊者。因想到你，希望如此。这是我写这一封信的全部思想与动机。你见信后三思而决。

古人言：“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违背了，把心彻底完全地暴露给你。你是第一个听我说以上思想的人，望无论如何看信后即回信，且一定附回原信，当感激不尽。

看信后，亦不用吃惊，很多人皆如此，只不过隐瞒了。事物总是变化的，人的思想随客观变化，这不足为奇。我也许是“糊涂”，也许是“幻想”，但不向你说清楚，问心有愧。

祝好！

此信勿传于他人！

你明白的人

但是，曾昭银把这封信交给了“组织”，1969年4月30日深夜，李九莲被捕入狱。李九莲3岁就被送人做童养媳，1949年之后，她怀着感恩之心要求“进步”，勤奋学习，在中学是学生干部。1966年，她积极响应伟大领袖参加文革，成为赣州第三中学“卫东彪”造反团的惟一女生副团长。她参加过武斗、绝食和静坐示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先后被选为赣州市、赣州地区、江西省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一度对“批判刘少奇”和“打倒走资派”，达到十分狂热的地步。

1968年到工厂当学徒工，她这位根红苗正的人有了正常的思考。这时，江西一左王发动一场“三查”风，查所谓的“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运动”。全省各地成千上万的干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一夜之间就被打成了“反革命”，无数人惨然死去或妻离子散。她发觉“红海洋”和“三忠于”的愚昧活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她的看法是“不见得”。又认为“中央不是按历史来决定问题的，而是按你对毛林的态度而定的。”又觉得林彪“越来越像个奸臣”。这些看法，她只敢写在日记里。给男友写信，忍不住说了一点自己的思考，不料，她进了牢房。

林彪出事之后，按说她这个反林彪的人应当成为英雄。但直到1972年7月她才被释放，并且仍然将好打入另册。她这个“现行反革命”属于“敌对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她被发配到最艰苦的兴国县的画眉坳钨矿挑矿砂。在矿山，她被冷眼对待。她没有权利参加工会。连介绍对象，一个地主成份的人竟然当众羞辱她：宁可讨一个破鞋，也不要她这个“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的黄花女。

她开始申诉、上访，要求彻底解除对她的错误结论。多次无果，她在1974年春天写了《反林彪无罪》的大字报，把自己的问题公开，要求为三年冤狱平反。她得到很多人的同情。这些人组织了“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为李九莲鸣冤。不想，这更加加深了李九莲的噩运。1974年4月，李九莲再次被捕。1975年5月，她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1977年1月，在监狱里“攻击”华国锋最终让她惹上杀身之祸。她的基本看法是“毛主席历来提倡党的集体领导……华国锋却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华国锋借口反对‘四人帮’，取缔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暴露了他自己就是资产阶级野心家。”

1977年 12月 14日，她被枪杀于赣州市西郊土红色丘陵地带的一座小松林中。她的亲属不敢前往收尸。

1980年3月，李九莲终获平反。

在李九莲案中，因为有了一个“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很多人因为仗义执言而被捕。其中包括奇女子钟海源。钟海源原是女教师，坚持认为李九莲无罪，最终也被捕入狱。一九七六年“四五事件”后，她在监狱里公开说“华国锋不如邓小平。”结果，她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之后，她坚持这样的观念不肯改。别人要她改变认识，她反而在墙上写上“打倒华国锋”的文字。这下子，死亡降临。1978年4月30日，钟海源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罪名就是“恶毒攻击华主席”。

又有一个遇罗克，他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提出怀疑，于1966年7月写作《出生论》反驳那种歪论。他指出血统论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作用。”“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并认为：“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同等的政治待遇。”

1967 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面表态，说《 出身论》 是“反动文章”。1968 年1月初，他被逮捕，罪名是“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集团”。1970 年3月5日，遇罗克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他平反，正式宣告“遇罗克无罪”。

又有陕西户县杨伟名、贾生财、赵振离三人联合撰文《当前形势怀感》，由杨伟名执笔，以“一叶知秋”为名，于1962年将此文上书公社、县、地区、省、西北局各级党委和党中央，表达对当时农村问题的看法。

文中不过说了这些话：

“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之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连篇累犊的再行分析了。”

“一个人勒条“腰带”，走起路来会感到紧凑轻便，不然就会觉涣散无力。看来勒条腰带倒是十分有用的。不过所谓有用也只仅是一条而已；如三条五条的把浑身都捆起来，那即使是一个走起路来健步如飞的人，也动弹不得。”

“‘走后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人人都很明白，就不再说了。走后门这回事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大家都还记得，是从1958年开始露头。从这以后，逐年显著，到目前为止，已经成为普遍的事实了。”

“今年二月间，给我队的鸡蛋派购任务是十八斤，所辖生产队九个，每队平均二斤，将任务落实。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所做具体手续如下：①供销社同志送来红糖九斤，②大队向各队下达派购鸡蛋任务，并通知把蛋送到大队。③因蛋价低，社员售蛋不踊跃，组织干部做思想动员工作。④大队干部称收各队交来的鸡蛋，并按规定，每斤蛋付红糖半斤。⑤供销社按每斤蛋奖售半斤粮的规定，又送来包谷9斤，并叮咛发给各队。⑥按糖、粮、蛋各自计价，并向队找补价款。⑦大队通知各生产队领取奖售粮——包谷一市斤——又领找价九角八。⑧各队原来所交鸡蛋，有的来自社员各户，各户所得粮为几两几钱，款为几角几分，逐户称粮点款。⑨大队分粮、糖中或多或少总有损耗，书写证明财务队长签字，再作帐务处理。⑩完成任务过程中，无论蛋的交纳，糖、粮款的领取，须催逼再三，令人大害头痛。”

此外，就是建议学延安精神，允许新形式的单干之类的建议。

但是，《当前形势怀感》被认为是毒草，在1962年8月6日，北戴河会议上受严厉批评。10月29日，有关方面宣布：“户县三个党员甚至要求我们以‘主动撤退延安的果敢精神’，退向单干。这些观点是十分荒谬的、十分反动的。”

杨伟名在1968年遭批斗迫害，不堪受辱，服毒自尽。卒年46岁。1979年平反昭雪。

此外，还有张志新、史云峰、陈寿图、舒赛等人，均因为独立思考，反对或批评不正常的人和事而惨死。

“平心而论，林昭那时的言论，实际上都是常识。”林昭的一位同班同学在林昭离去三十多年之后如是说。确实，比起顾准那样的大学问家，林昭、李九莲、遇罗克、杨伟名等人，或许仅仅只是发现了常识而已。但他们却要为常识而付出宝贵的生命，这究竟是为什么？

在大跃进、反右、文革那种狂热之中，中国失去了真实，也就失去了常识。常识被强奸了。彭德怀、习仲勋、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等，这些中国革命的开创者、战将，先后被迫害。他们的“罪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也因为回到了常识。仅仅是认为不能那样胡闹，要建设，要关注民众的疾苦，可他们却有“罪”了。很多思想家、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也是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胆子反对伟大领袖，而只是建议如何做才能做得更好，但是他们有“罪”了。

其实，回想某些人在反蒋时的思想，应该是清醒的，睿智的。在夺取政权之后，却走进他当年所反对的那个角色中去，享受“万岁”的感觉，神圣不可侵犯。而大多数由于迷信，把一个人的话当绝对真理。因此，尽管有林昭们站出来呼喊，但总是敌不过“万岁”的声音。整个社会失去常识，连上大学交白卷也是正常的了。三年大饥荒饿死很多人，但推给自然灾害，“苏修美帝”，不需要承担责任。民众的生活越来越苦，但各种运动中却依然亢奋不已。既然“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是可以教育好的，却又在招工、升学等方面不给人家机会，只有很少人觉得那是不正常的。人道主义，被认为是不需要的东西。文物古迹，被认为是不用的坏东西，可以随便砸烂。千万红卫兵，很多仅初中文化程度，他们被骗去农村修地球，很多人下去的时候竟然兴高采烈。农业学大寨，各地大肆进行环境大破坏。1970年代延河、黄河等断流，很少人想到那有什么问题。偏离了基本生存和发展常识，太多的人浑然不觉，却要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

直到今天，还有一些人并没有回到常识。继续颂扬文革的人，现在越来越起劲。他们全盘否定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路线，把三十年的建设成就说得一无是处。他们的势力，要比想象中强大多了。因为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人，同样有很多是不愿意面对常识的人。有些人即使赚了钱，做了官，却还宁愿回到文革时代。由于精神世界被一种“神化”的人物控制住了，他们难以用常识来判断当前的社会，也不具备从基本生存和发展常识上寻找未来正确之路的能力。

其实，人类的最高智慧也只不过是回到常识，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为了反腐败，要有较好的权力制约机制。为了可持续发展，需要科学发展观。为了社会的稳定，需要和谐，公平、公正和公开。面对一大批偏离常识，失却理性判断的人，我们不能不为中国的未来走向而担心。如果中国又一次陷入常识性混乱状态，后果不堪设想。难道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还需要有人为常识而牺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