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事件让我看到了很多有趣的知识分子的表现。

1，总想面向大众“提倡”什么，“疾呼”什么

说到底，这还是传统政治观念作怪。

自由知识分子对于大众“提倡”什么，“疾呼”什么，即使是在传统的宣传思想里面，也是“不自量力”的说法。提倡，可以由政府，党派进行，作为个人，能提倡什么呢？你可以主张什么，认为什么，商榷什么，建议什么，却很难站在大众之上提倡什么疾呼什么。

进而言之，传统的宣传理念本身，就已经大有问题了。君不见，在中国，“提倡”的很多东西，未必被老百姓当回事。西方这次的西藏宣传，也没有什么西方知识分子跳出来说“提倡”什么。政治家通过传媒施加对大众的影响，本来另外有一套办法，比如，如果宣传工具的控制者不提倡激烈的爱国主义，它可以减少可能激发民众爱国热情的报道，反过来报道一些西方的温和派的态度和行为。这一套手法，我们的宣传机器还不会运用，往往直白地“提倡”，弄得很多自由知识分子也跟着这种思路，来一个弄潮儿向涛头立的造型，难免让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如贺延光那样，用激烈的言辞面向大众表达，且不说观点正确与否，就这种表达方式本身来说，除了火上浇油，不会有什么其它效果。

中国已经不是一篇社论就能够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时候了。自由知识分子更应该有所自觉，不要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放在领袖群伦，号召大众的位置上，说到底，没人会把那当回事的。

2，总觉得宪政条件下自己可以有更多的参政机会

其实在单纯的宪政条件下，话语权主要属于几类人：稳定的利益集团；法律精英；大众传媒的控制者；同选举者有某种契约的人群。

第一类人通俗地讲，就是有钱人及其联盟。前几年曾经碰到过一个老朋友，问他在做什么，他说在挣钱。因为早晚要搞选举，没钱怎么行？现在的一些政客，并不一定自己贪污，却也在准备经济实力，原因也是考虑到可能的选举。所以激进的西方式的宪政改革，不会削弱特殊利益集团，反而会加速他们的坐大，原因就在于此。法律精英能够有话语权，是因为他们不像一般文人那样，诉诸道德批判话语，而是可以通过严密的法律语言，理性地表达和构筑自己的思路。大众传媒的控制者，是事实上的无冕之王，因为任何选举活动，都必须通过传媒进行。在日本当选的国会议员有不少是早已经出名了的演员什么的，也是因为老百姓认识他们的缘故。同选举者有某种契约的人群，指的是对于选举区产生某种影响的人，例如日本的选举后援会同国会议员的关系，就是如此。当选者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为后援会的头头谋取好处，后援会用自己的联系能力帮助议员在自己的选举区当选。这种组织在选举区根深蒂固，会造成世袭议员的现象。

文人议政参政时，出于道德惯性，并不去靠近法政和司法话语，而是把政治引向文学和伦理道德这一边，似代表大众而本质上代表不了，似精英言论又缺乏逻辑支持。即使在封建社会，陈宝琛之类的侃侃而谈，清流议政，也没有什么好结果，在宪政条件下，这类文人除非被利益集团雇佣或利用，否则更是将被排除在主流政治之外。

3，忽焉民粹，痛心疾首地代表底层劳动人民；忽焉精英，疾呼暴民来了，义和团了，文革了

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都是最近被普遍议论的一些词汇。其实，面对复杂的现实，随便套用词汇是满危险的事情，因为那些词汇的内涵往往各有各的说法。任何一个人类集团都会有向心力，国家有爱国主义，民族有民族主义，等等。同时，任何一种这样的人类集团，都有一个同其他集团交流的问题，过分柔软，过分僵硬都会伤害集团及其成员的利益最大化。所以什么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走过了都是问题，这本来是不言自明的原则，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开放友好，保持警惕，自己的利益优先，这类原则本质上都是普适的。

忽焉民粹，痛心疾首地代表底层劳动人民，典型的例子就是劳动法。看上去为劳工着想，其实是逼良为娼，弄得出口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关门，农民工纷纷退保，最后伤害的还是农民工的利益，在这里就不深入议论了。忽焉精英，疾呼暴民来了，义和团了，文革了，说的就是这次事件。结果说明了一切，中国并没有因此就义和团，就文革了。社会还是会自然地演进，人民总要表达自己的愤怒。表达了，天塌了么？没有。

4，过分热衷于宫廷政治的点滴小道消息，对任何事情都要抱着自己知道的一点内幕去套用理解，然后兴冲冲地站队

他们的思路就是，任何主流民意表达，都是被某种政治力量利用，所以，大众一定是不清醒的，一定是傻乎乎的被利用成为宫廷政治的替罪羊和牺牲品。当然，这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少，特别是文革时期。但是这样的理解，其实还是忽视了更为本质的一些事情。即使是在文革时期，民众如此激昂的奋起，不能说同四清前后逐渐暴露出来的执政党的官僚化完全没有关系，而执政党的一些曾经的口号（诸如“完全彻底为人民”之类），同官僚机制本身（事实上不可能做到完全彻底为人民）产生了冲突。即使当时的整个机制在今天看来非常清廉，也仍然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张春桥的论法权不能说不对，但是他不了解现代社会发展经济，法权就是必要的社会成本。说到底，任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首先是存在合理的内核，然后才会有种种被利用与否的问题。忘记了这一点，就只能给历史画漫画，不能写生了。

又比如说西方这次对中国的舆论围剿，固然存在阴谋集团操纵媒体，算计中国的问题，但是，西方民众对于中国的价值观上的疑虑，却仍然是整个事件发展的基本原因。即便没有这次西藏事件，也会有别的。我的日文博客上放了旧西藏的照片，达赖同麻原的合影等等。一个日本人留言说，我知道你说的是真实的，但是中国人就是喜欢撒谎，所以世界上的人才不相信你们说的。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诸位不妨自己琢磨。

完全宫廷政治化地，阴谋化地求解大众思潮和行为，不但无济于事，反而会自陷樊篱。退一步的客观和冷静的思考，才是有益的，政治家身陷局中，或者不易索解，自由知识分子还要闭目塞听，跳进漩涡，就很有点自作多情的味道了。说到底，传统的宫廷政治对民意还不敢忽视，对自由知识分子的自作多情，是看都不会多看一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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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议政，就当自己是文人，茶余饭后，漫谈细品，也就可以了，平时该做什么做什么。传媒人的本分，就是尽量客观地报道现实，一定要用自己的观念去改变什么，影响什么，其实大可不必。尊重公众的意愿表达，理解真实的长远的公众利益之所在，还是要平心静气一些。杞人无事忧天倾，还是属于可爱的范畴，如果到处疾呼天塌了，就很有点搞笑的味道。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也犯这个毛病，愿与诸君共勉。

沉舟侧畔，如何惊诧，总有千帆竞过；

病树前头，任尔悲叹，终将万木朝春。

举一杯浊酒，聊长精神，甘于寂寞，做一个自由知识分子，本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呢。

（王小波曾有一篇文章讲相似的问题：http://wuhong.blshe.com/post/734/197513 同此文对照起来看，颇有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