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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最易招致媒体反弹的管制措施,不是对某些违规媒体的严厉处置,试图杀一儆百,而是因应情势不同,采取的一松一紧、时松时紧的管理尺度。在媒体人的理念中,自由表达是天赋权利。当政府放松管制时,媒体人并不会感激零涕,而只会视为理所当然;当政府的开放态度一旦往后撤,将已经放松的尺度重新收紧,则将遭到媒体人的普遍抱怨和敌视。几次反复后,政府就将差不多所有的媒体人都训练成了自己的敌对者。这种敌视是无形的,但却是顽固的,它时时潜伏着,等待合适的表达机会。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崢嵘,特殊情况下可以翻江倒海。
媒体这种在体制内部滋生反体制能量的机制,与中共党内有过“被迫害”经历、或自觉被亏待的老干部的反体制情结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反体制力量的内部滋长,似乎是现行体制无法破解的难题。现行体制的一个特征是:除了作为“第一动力”的最高层还能顾及一两个长远战略目标外,整个体制从上到下都只能顾及眼前目标,执行自上而下的指令,对浮出水面的威胁进行被动式反应。因此,在体制内甚至找不到抑制这种隐蔽式反体制能量滋长的动力。谁也顾不了那么多,只保住眼前不出乱子就好。而且,大权在握者也不相信表面温顺、惯于随风摇摆的媒体能弄出多大动静来。
平常确实不可能,但在特殊情势下却能,媒体的力量不可轻视。但等到这一点已经显而易见时,再重视往往已经回天无术。可以预见的是,体制内潜伏的各种反体制能量仍将继续滋长,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力量对比的长期性因素,并且在关键时刻发挥超出想象的作用,抵定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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