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事关公共利益的信息，是应当隐瞒，还是及时公开？这个问题涉及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转变），其他一切都是缘木求鱼，或是舍本逐末。

　　春节期间，广东一些城市发生“非典型肺炎”的传言，造成的恐慌不仅搅动了岭南大地，甚至闹得整个南中国风声鹤唳。反思这场风风雨雨的来龙去脉，为了防止类似恐慌再度发生，不少专家、学者与社会人士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在粤全国人大代表黄德明于2月14日向广东省政府紧急建议“立法加强疫情预警应变”，广东省政协委员们建议“及时公布疫情以免恐慌”。
　　人们并不想追究这场风波中谁的责任，更关心的是行政管理和社会控制权力机关今后的作为，即如何总结经验教训，亡羊补牢，防患未然。关于应当如何建立健全国家疾病预防体系，以提高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许多专家学者与有识之士已经而且还将提出许多有益的具体建议。对此，我没有什么意见可贡献，此时想在比卫生防疫更大的范围内谈一个问题，即对事关公共利益的信息，是应当隐瞒，还是及时公开？这个问题涉及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转变），其他一切都是缘木求鱼，或是舍本逐末。
　　引起民众大范围恐慌，造成严重社会危机乃至社会灾难的，大致有三类：瘟疫、灾荒和战争。无数历史经验证明，如果行政当局能及时公开真实信息，就可以将社会损失减小到最低，甚至可以消除危机于萌发之前；反之则可能造成创深痛巨的社会灾难或民族危机。瘟疫不去说它了。在现当代，一个独立的、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信息共享的国家，即使有水旱等灾害，也几乎不会导致大面积的饥荒。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教授，回顾世界饥馑史，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谈到人口众多的印度，自1940年代独立以来，虽有自然灾害却从未出现过饥馑，就是最好的例证。（参见《大学人文读本·人与国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至于战争，斯大林对人民隐瞒1939—1940年苏联发动的对芬兰的冬季战争的真相，可以说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反面典型。苏军以为对付一个小小的芬兰马到成功，结果却碰了硬钉子，变阵易帅并“损失了上百万的生命”才勉强获胜。德国人由此认定苏联是个“泥足巨人”，加快了制定和准备入侵苏联的“巴尔巴罗萨”计划，但斯大林却什么也不让苏联人民知道，更不谈广泛动员采取对策加强国防。对此，时任政治局委员的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然，我们的人民决不会知道我们遭受了一次精神上的失败，因为始终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过他们。恰恰相反，当芬兰战争结束时，我们的人民只知道，‘让胜利的号角吹响吧！’……”（《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五章，三联书店，1973年“内部发行”版）重要信息都瞒着人民与普通官兵，人们陷入盲目乐观，以致当希特勒发动闪电袭击之时，苏联军民惊惶失措，造成巨大损失，这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是否及时披露涉及公共利益的重要信息，需要明确的政治理念至少有以下五点。
　　第一，是否将国民的生命价值置于经济目标之上？这一条具有“管总”的性质，关乎国家的民权基础、政治家与民众的关系等等。一个最浅显的反例是，当发生疫情时，有的地方官员由于担心商人、游客只出不进，乃至企业关门，影响经济生活正常运转，造成重大损失，竭力隐瞒相关信息。将经济利益置于公民生命之上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前两年有关部门拒绝建立汽车等产品召回制度，理由是国家（国企）将因此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第二，是否应尽可能保护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不论他们是多数还是少数？这一条与上一条相通，但不一定关涉生命而主要是财产等。在我们这个有“集体主义”传统的国度，个人和少数人的权利往往被理直气壮地忽略和侵害，似乎要求个人和“少数人”（不确定的可以将任何人囊括其中的指称而非指依法当受制裁的罪犯）为整体为大多数人作出牺牲是天经地义的。准此，为了虚拟的“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封锁信息，即使明知有“少数人”要因之受害也心安理得。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政治理念。正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公民构成了整个社会，不对单个或“少数”负责，哪来对全社会全民族负责？“为人民服务”岂不是空口白话！
　　第三，是公民的实际利益重要还是什么“形象”重要？1960年前后“三年大饥荒”时期，信阳等地官员隐瞒饥荒信息；1976年，我国唐山大地震后拒绝国际援助；前述斯大林向人民隐瞒苏芬战争的真相……都是将公民与民族的实际利益置之度外，一心维护所谓的“形象”。维护的所谓“国家（或当地）形象”，要么是意识形态的“形象”，要么是个人的形象（权威、政绩等等），说起来冠冕堂皇，其实都是十分褊狭十分偏私的。
　　第四，领导者与公民是不是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在我们这个封建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有的领导者有意无意总是以牧民者以“父母官”自居，而将人民群众视为需要自己保护的对象，不是智商低下的群氓，就是理智不成熟的“未成年人”。据说，隐瞒一些重大信息就是怕引起他们的恐慌。这真是太高看了自己，太小瞧了老百姓。西谚云，最大的恐惧是对恐惧的恐惧。信息不明，人们无所措手足，才会有恐慌；对面临的危险有了心理准备，人们就会镇静如常。逃兵祸避匪警的人们会狼奔豕突，但你看描写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电影，那些支前的民工却并不恐慌，只因他们对预期心里有数。
　　第五，是否以真诚守信作为施政的道德原则？几千年来，中国的官僚政客不仅不以玩弄权术和帝王术为耻，反而以之为智为能，无愧无怍。从孔孟讲“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到林彪说“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求真求实认直理的人，不是被斥为“死人”就是被贬为“书呆子”。以这样一种心态，怎么会不根据“政治需要”搞欺瞒哄骗？怎么会看重公信力而求真求实老老实实向公众披露信息？
　　要完成上述政治理念的转变，总的来说，就是要明确：公共信息公开化、行政公务透明化，是民主政治的基本信念；它是掌权者必须恪守的政治义务，是民众参与国家政治事务与社会管理的基本权利和前提条件；既是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手段，也是增进公民福祉的目的本身。
　　《易经》云：“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如今电信、网络等通讯技术一日千里地发展，不思顺应潮流，还想隐瞒事关公共利益的信息，只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