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在前不久的“海城豆奶事件”中，以新华社等为代表的媒体，采访深入，报道详细、客观；但与此相反，当地的大多数媒体对“海城事件”的报道，不但少得可怜，而且内容和形式也都很枯燥、单调，对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总是回避。结果，许多辽宁人是从北京媒体上了解“家里”的大事的，以致出现了百姓“不再信任政府”的尴尬。（《中国青年报》４月１８日）。

在笔者看来，之所以出现公众信息的“地方封锁主义”，既与公众信息的收集、整理、发布有一定时滞和技术手段等客观因素有关，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某些地方部门主观造成的。　

一是怕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引起社会恐慌。但这种“先验”推断，经不起实践的推敲。实际上，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后导致的恐慌甚少，而没有公布公众信息导致恐慌的则数不胜数。“９·１１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发布的信息就包括两部分：一是“危机信息”，即关于恐怖分子、政府报复方式及程度；二是“安定信息”，即呼吁公众尽可能地恢复正常生活。事实表明：在政府公布“危机信息”之后，并没有引起社会恐慌，公众能冷静应对危机和恐慌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心里有数。更进一步来说，在目前资讯异常发达的年代，要想控制住公众信息，无疑是不明智的。　

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必须警惕，不能只是侧重于发布“安定信息”，而“危机信息”严重不足，否则容易引起公众对政府信息的“信任危机”。从本质上讲，要提高公众信息资源配置的效率，彻底打破信息公开制度下的“地方封锁主义”，最重要的规则就是要求信息披露的动态均衡性、完整性、准确性。

在４月２０日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表示，“要严格疫情报告制度，所有医疗机构都要加强疫病监测，及时准确核实疫情，如实上报政府有关部门，绝不允许缓报、瞒报、漏报。”所以，“地方封锁主义”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