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从北京出差回来的宋先生向媒体抱怨：首都机场的安检相当严格，几乎浑身都摸了个遍。广州白云机场也规定，如果商务客人携带了手提电脑，必须单独经过X光机检查。旅游鞋、尖角皮鞋、女士靴子等较厚或面积较大的鞋子，必须脱鞋检查。上海机场也表示，不排除民航局继续出台新的安全措施，继续提升安检等级。(5月6日《新闻晨报》)

　　飞行是一个相当脆弱的领域，理解民航这么做是为了尽最大努力地排除可能对飞行安全造成威胁的因素，尽可能地保障乘客的生命安全——但安全再重要，也不能不考虑到安全的成本问题，不能盲目片面地为了安全而不惜一切代价，并且将这些昂贵的成本都推给乘客承担。显然，从禁液到禁火再到掀衣和脱鞋，如今民航安全成本都转嫁到了乘客身上。“几乎浑身都摸了个遍”倒是小事，掀衣、脱鞋、解皮带带来诸多麻烦也没啥，可能这是乘客为了公共安全必须支付的代价；重要的是，今天不让带这个、明天不让带那个、后天又禁那个，这些毫无道理、“一人生病全国人民吃药”的一刀切限制给乘客出行带来很大不便。

　　更关键的是，复杂的安检程序使登机速度大受影响，如今许多机场都要求乘客必须“提前两小时赶到机场”， 这大大增加了人们乘飞机的时间成本。花更多的钱乘飞机本就为节省时间——“花尽可能少的时间赶到目的地”应是乘客的一种权利，可如今乘飞机的时间成本越来越高了，如果民航再出台什么新的禁令不知道还会要求乘客提前多长的时间赶到机场，那乘飞机还有什么意义。

　　那种“一人生病所有乘客吃药”的管制思维是大有问题的。曾有某位乘客使用某种物品对飞行安全造成了威胁，问题很可能并不在这种物品带着某种天然的危险性，而在于民航在安全保障上存在问题。民航不反思自身的安全保障和应急能力，而把危险归于那种物品，禁止所有乘客带那种物品登机，这显然是把成本都推给乘客。试问，如果一个人想在飞机上干坏事的话，从打火机到火柴，从高跟鞋到胸罩，他(她)身上的什么东西不能成为武器？这种禁令思维走到极端，就得规定所有乘客坐飞机时必须一丝不挂了，但即使如此，飞行就绝对安全了吗？

　　即使某种限制非常必要，也要考虑到禁令成本的平等分配，不能仅想着为乘客设置种种义务，而不尊重他们的权利——比如，乘客花高价买机票就是为了赶时间，所以在“提前多长时间赶到机场”上应该给乘客一个稳定的预期和明确的保障，禁令再多，起码不能过多地占用乘客的时间，不能任由机场向乘客推卸成本，一执行禁令就要求乘客提前更长时间到机场。

　　可怕的是，这种毫不计成本、将所有成本都推给公众的禁令逻辑在公共管理中相当普遍，这也很正常，手中有权力的人有能力转嫁种种成本，成本最终都累积到了权利贫弱的平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