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有争议，但标志城肯定要建”，山东省济宁市市长张振川这句话，颇具一锤定音的“威力”，但也由此引来一轮对济宁要建“中华文化标志城”最为激烈的批评声音。目前，对“标志城”的讨论已经进入了舆论冷冻期，各种媒体鲜见最新的进展信息。但按下了葫芦不等于瓢不起来，甘肃省永靖、华亭、临洮三县将筹集巨资分别修建孔子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秦皇祭天广场三期工程和老子文化园的消息，又引来一片争议。
　　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文化复古主义思潮，以“标志城”争议为标志到达了一个沸点，舆论的冷水兜头浇下之后，一地的鸡毛还要相关的地方政府硬着头皮收拾。恐怕坚持如张振川者也要困惑，国家提倡复兴传统、繁荣文化，一些民众也热衷把这股潮流当做时尚来追赶，为什么本该赢取热烈掌声的“大项目”，却遭到一片倒彩的打击？而一贯处于被遵从地位的政府，现在在舆论危机面前所体现出来的姿态越强硬，未来所面临的结果就会越尴尬。
　　由各地政府担任主角引发的这场“伪文化高烧”，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火急火燎，而是有着一个多点开花、四处蔓延的过程。它有着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争故里，争完老子争孙子，争完大禹争诸葛亮，发展到连西门庆和潘金莲也不放过的时候，已经成为闹剧了；第二个层面是搞公祭，自恢复公祭孔子以来，祭伏羲、祭曾子、祭三苏……各地凡是能挖出来祭奠一番的先人都祭了一个遍，直到公祭轩辕黄帝发生鲜花遭数千人哄抢事件之后，愈演愈烈的公祭活动到了有必要喊停的时候；第三个层面便是所谓的“文化大项目”了，与前两者相比，建项目在地方政府看来，这是唯一能扛得起来服务于民、发展经济的大旗，而且与政府“办实事”的角色定位颇为符合，济宁市市长的底气恐怕就是由此而来。

　　事实上，建“标志城”也好，建其他文化建筑也好，激愤的多还是属于媒体圈内的知识分子以及精英阶层，他们的炮火，除了猛攻那些尚处在立项或设想阶段的“虚拟城池”外，还用知识分子的文化和责任担当，来要求以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为代表的“拥建派”，别为政府一时的头脑发热，让老百姓的血汗钱打了水漂。“反建派”在这场舆论监督战中占有了压倒性的优势，但却不是胜利者，在刚硬的行政命令面前，所有的批评箭簇显得软弱无力。老百姓对于这场争论，态度是漠然的，建或者不建，和他们并没有多大干系，他们不仅没有决策的权利，甚至连表态的机会也不存在。话说过来，如果当地政府真的去征求老百姓意见的话，也许人们并不会反对平地多出这么一堆庭院高楼和人物塑像——如果在拆迁、促进就业、发展经济方面，更能让老百姓有看得见的利益的话，说不定政绩工程还真的顺利完成，让当地官员的官帽再升一级。
　　但问题是“标志城”的投资太大了，而且300亿全部来自于纳税人，这意味着一旦这项投资占用过多资金，或者投资失败留下一座废墟，那么其他和当地百姓利益切身相关的公共建设将会受到影响甚至停滞。而与此同时，济宁市并拿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收回投资的计划，赢利的想法更接近于痴人说梦。所以，舆论的监督有利于清醒当地政府的头脑。同样是耗资巨大的工程，浙江农民企业家徐文荣投资200亿元重建圆明园，反对的声音与“标志城”相比弱了不少，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标志城”的政府行为色彩浓厚，而“圆明新园”则披上了民营企业经济行为的外衣——虽然它的建设和当地政府的支持和参与是分不开的，但很显然，徐文荣还是承担了主要的风险。
　　舆论关注这大笔投资的来源和去向，是珍惜这些年来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财富，担心被滥用。但通过这些事件所散发的文化浮夸风，却更值得担忧。作家冯骥才在肯定“一个国家的文化必须有它的顶峰”的同时，也对“争着把钱贴到‘塔尖’上”进行了批评。而目前在各地如火如荼进行中的复古和仿制建筑的建设行为，就是争相地往“塔尖”上堆钱，一同被堆起来的，还有相互攀比、追求奢华的虚荣心，而这，却是传统文化不能承受之重，也和传统文化一直倡导的“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精神背道而驰。
　　传统文化是否得到弘扬，不在于建设了多少“大项目”，而应多考量与之相关的民族精神气质，融入了多少传统文化的底蕴。国家将今年清明节列为法定假日，踏青、荡秋千、放风筝、打马球、插柳、做青团等消失已久的文化活动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回归传统，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百姓没有感受和参与的机会，政府花再多的钱也白搭。民间和政府虽然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达成了共识，但落实到具体操作上来，政府往往还是为自己的越俎代庖陷于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