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由国务院扶贫办正在草拟的扶贫标准调整办法，将把中国的贫困线由2007年的1067元调高到1300元。与之相对应，全国贫困人口也将由目前的4320万人增加到8000万人左右。据称，贫困底线的抬高，其出发点是不仅关注贫困人口维持基本生存所需要的收入，还考虑了他们在教育、医疗保障方面的支付能力。然而，恐怕没有多少人相信，每年多个233元，就能保障教育、医疗方面的基本支出。
　　新标准既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补缺——由于近两年物价上涨过快，越来越多的人被抛入了难以维持基本生存的贫困人口行列。人们有理由相信，8000万这一贫困人口数字只可能被低估。这种情况无疑彰显了政府在调节收入、平衡分配等公共职能方面的缺失——更严重的是，这还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30年后的结果。因为“发展是硬道理”，近30年来，中国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的执政目标，导致全国范围内的GDP大竞赛。这种竞赛以发展速度为主要追求，不计成本，不看质量，不惜以环境的破坏、资源的过度消耗以及对社会公正的忽视为代价。为获得民众支持，先后以“共同富裕”、“全民奔小康”等为口号，政府在个人致富和个人优越生活方面许下了过多承诺，吊起了全民胃口。但结果只是使少数人富起来，多数人不过是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小康水平”，还有相当多的人温饱仍然存在问题。即使是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其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也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有着相当差距。
　　客观理智地说，时至今日，中国仍然是个穷国。整体经济规模虽然庞大，但就人均GDP而言，不过2000美元左右，仍然还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上。在这个阶段，大多数人所可以追求和实现的，仅仅只是“有尊严的生活”。发达国家人均GDP至少在1万美元以上，欧美国民那种富足生活，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还只能是一种奢望。就中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口数量等条件来说，即便按照正常的情况发展，二三十年之内大多数中国人也不可能达到欧美国民的生活水准。欧美的现状，或受益于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和适当的人口数量，或得益于殖民主义和工业化的先行。而中国，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具备迅速缩短这些差距的可能。因此，中国与其拔苗助长，甚至杀鸡取卵，以牺牲环境和资源、消耗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为代价，追求短期的、片面的经济增长指标，不如放缓发展的步伐，更多关注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注重经济结构的提升，为子孙后代留下安居乐业的基础。
　　与此同时，政府可以不断加强在转移支付方面的作为。中国每年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都远高于GDP的增长幅度，但由于行政机构的膨胀、行政费用的飞涨，财政支出缺少透明度，真正补偿到低收入群体手中的款项并不多，很多人没能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为此，要尽早启动以制衡行政权力为中心的政治改革，打破国家对官僚阶层的过度依赖，破除被特殊利益集团垄断的利益分配格局。
　　当然，国人也有必要调整自己的幸福观。幸福非止金钱与物质享受，人生有多种维度。社会多元价值观的建构需要大步跟上，为人们提供金钱与物质享受之外的其他选择。历史上的中国，主要依靠传统文化抵御了物质主义的价值侵蚀，而西方主要靠宗教平衡了物质主义泛滥带来的冲击，避免了全社会滑向“金钱至上”的单一轨道。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从“孔子学院热”到“论语热”，复兴传统文化已成为一种社会行动。随着社会自由度的扩大，各大宗教也逐渐拥有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和越来越多的信众。从丰富社会多元价值、弥补“现代性”缺陷而言，这些文化现象都是很有意义的。政府需要做的，就是给予它们足够的成长空间，直至它们成长为足以与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相抗衡的主流价值观之一。
　　在此之前，舆论也应该改弦易辙，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少宣扬金钱的、物质的成功，少渲染时尚的、奢侈的享乐，多关注普通“非成功人士”的生活，从中挖掘出幸福与满足。这种要求可能有点超现实的反讽，因为舆论的主要承载者——媒体，本身也是逐利的市场主体，是物质主义的工具，而绝非某种超脱于现实利益之上的价值引导者。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黑色幽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