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这个会有很多的感触。李慎之先生已经去世五年了，但他影响不但没有衰减，还有深化的趋向。他的至今书不能公开出版，报纸上能登两篇纪念文章是侥幸。但据我所知，民间的反馈是很多的。有一个和李慎之素不相识的新闻工作者，给李慎之写了20万字的评传，写了也没地方出，在座的朋友没有机会读，但我读了。还有人以李慎之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一些没有见过李慎之的人，很偶然的机会，从网络上，或者通过民间流传，看到一些文章，一下子就成了李慎之的粉丝，既有年轻的，也有年老的。有的七八十岁的老革命，得到一套李慎之文集，看了以后，感觉茅塞顿开，这样的个案我接触了很多。

李慎之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是比较的话，在他那一批朋友里，论资格他不是最老的，论做官不是最大的，论著作不是最多的，论说话也不是最重的，论影响他却首屈一指。这到底是为什么？我想谈一点我的理解。

我不想从文本出发，而是思考他晚年一种特殊的活动方式。这种方式，可能在某些方面，别的老人和他相似的一面，但是总的来说，他有自己的特殊性。他退下来以后，不是社科院的副院长了，却以纯粹民间的身份、个体的身份担当了领军的角色。他不能搞组织，可能今天在哪儿侃了一番话，可能明天给谁写了一篇序，后天给谁打了一个电话，再后天又建议谁研究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做的事加在一起就显得特别多。编纪念文集的时候，想到他有好几个圈子，在新华社工作过，新华社是一个圈子；在社科院工作，社科院落的朋友是一个圈子，研究国际问题和美国问题，是一个圈子；当过右派，难友是一个圈子；提出自由主义，中年的自由主义学者是一个圈子；倡导政治改革，和党内民主派老人是一个圈子。他还注意影响年轻人，一些30多岁的人，也成了他的忘年交。他看中谁的文章，就提请朋友们注意，他主动地提携过很多人。在不能搞有形组织的情况之下，他是主动出击，四处交朋友。他死了以后，我发现他的朋友还不止这么多圈子，香港、台湾的知识分子，海外华裔学者，许多和李慎之都有深交。应当说，在他的同代人里，他的活动方式有特殊性。任何比喻都是不准确的。但我觉得，他和胡适在这方面很相似。胡适的交往面就特别广，提携过很多人。李先生在这方面，有胡适之风。现在是他五周年，我估计，可能再过十周年，他仍然不会淡出公共视野。我觉得，他这个特点，别人还没有说到。

我还想提一个建议。既然李慎之的思想和活动，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仍然有现实意义，仍然没有过时，那么，李慎之留下的一些文字，就应当尽快地进入公共领域。比如说王学泰他们三人请李慎之做的生平口述，还有他的书信集，现在都没有公开发表。有人提议再编一本纪念文集。我认为，发表这些文字比纪念集重要。他的口述史和书信集公开出版不太可能，好在有网络，应该把这些上网，让大家阅读研究。学术是天下公器，李慎之的遗作也是公器。我在这儿郑重向李慎之的子女建议，请你们把李慎之留下的这些东西，在网上公布出来，让对李慎之感兴趣的人们有机会看到。可能有人从里面获得更多的意义，使李慎之留下的思想遗产，变为推动中国的进步的思想资源。我想，这也符合李慎之生前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