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王海平七日表示，今后，北京市对于周边省市的补偿会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实。他列数各地对北京的贡献：煤，山西贡献大；电，内蒙古贡献大；粮食、蔬菜，山东、河北、辽宁贡献大；天然气，来自山西。（5月8日中新社）

应该说，王海平这席表态，是诚恳的，也是客观的，道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时代命题：北京的发展离不了全国其他地区的鼎立支持，尤其是周边省市的倾力贡献。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会忘记，在去年两会上，温总理深情地说了三个“离不开”——京津的发展，离不开河北的奉献；京津的繁荣，离不开河北的贡献；京津的稳定，离不开河北的奉献。

近些年，“环京津贫困带”渐为世人关注——围绕北京和天津的河北地区，有6个设区市的32个贫困县，3789个贫困村，贫困人口约272.6万。全国人大代表、河北承德画院院长萧玉田，曾在两会上谈到“环京津贫困带”，他举例称：“住的是茅草土坯房，一年只有在春节的时候才能吃顿肉；豆腐都是奢侈品，一块豆腐要分三次吃完。在繁荣的京津附近，还有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你信吗？”（见相关报道）“环京津贫困带”何以形成？关键的因素即是这些地区“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为北京市发展做出了巨大牺牲。难怪有人直言不讳地称，北京像一部抽水机，吸干了周边的资源，形成了所谓的“环京津贫困带”。

从受哺到反哺，这是抵达正义的必然之路，这也是走向共同繁荣的重要途径，这更是保持权利平衡发展的不二法门。如今，北京市已经表示，对于周边省市的补偿会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实。这是可喜的一步。但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巨大的现实就是，受哺方需要反哺的不止是物质，还有权利。不止北京要反哺周边地区，其他方面也存在需要反哺。

比如，近些年，公众对名校招生本地化深恶痛绝，以2005年上海市为例。当年度，包括复旦、交大、同济在内的名校，其上海生源超过了其他全国各地生源总和。如复旦大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3400人，外地生源总数1253人，占36.9%，而上海本地生源比例达63.1%。与之相比，北京也不遑多让。这就让人极度纳闷和不平，这些名校是国立大学，不是省立大学、市立大学，换言之，他们不是依恃地方财政，更多是靠举全国之力才发展壮大起来，因此，理应聚天下英才而育之，岂能聚本地生源而育之？

比如，户籍改革一直让人“年年望、年年失望，年年失望、年年望”。我们知道，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这一人为因素的两分法，直接造成了农民利益的破损，把农民限制在土地上。究其主要原因，正是为了保障城镇居民利益、保证城市的发展，便于管理，等等。由此可见，在这一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为市民、为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农村支持城市，城市反哺农村；农业支持工业，工业反哺农业。既如此，为何不早日进行彻底的户籍改革，剥离户口上的附加功能，实现权利平等？

再比如，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为城市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城市的发展一刻也离不了农民工，但农民工的境遇让他们满意吗？他们的付出与收获对称吗？还比如，猪肉价格攀高了，粮价提升了，有人动辄把矛头指向农民，埋怨农民目光短浅，因为农民不愿意养猪，种粮积极性下降。这些人站在市民的角度，心安理得享受着农民的猪肉和粮食，理直气壮地指责农民的种种"不是"，殊不知，农民不愿种粮，因素之一是工业原材料成本攀高，不愿意养猪也与成本高、风险大有关。试问，有多少人体恤农民的不易？那些便大啖特啖猪肉边骂娘的人，几时想到反哺农民？

从受哺走向反哺，关乎良心，关乎公平，这是道义，也是责任。曾几何时，有论者呼吁，作为先发达的京津地区，应少做抽水机，多做承担起周边地区“经济发动机”的角色。斯诚不错。我们应意识到，反哺未有穷期，反哺不是一时一地，反哺不只是物质的偿还，还包括权利的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