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高一直被视为集权体制的优越性之一。由于全社会只有一个声音，在社会之上存在一个主导者——政府，政府可调动各方面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集权体制常常表现出令人咋舌的高效率。这方面的例子已经层出不穷。反之，民主政体由于多种声音并存，没有一个可压倒一切的主导性力量，公共决策取决于多方博弈，不但形成决策需时长，博弈也会消耗各方面能量，而且政府在执行决策时，可以调动的资源也相对有限，受到各种权利分割、利益归属及法治程序的限制。

但是，这是就社会发生重大事件，需要调动全社会资源的特殊情况而言，或者仅仅是针对社会的主要目标而言。在其他情况下，在社会主要目标之外的其它领域，集权、民主这两种政体的效率却呈现截然不同的情形。在社会常态下，一个社会的活力或能量由政府与民间两方面构成，全社会能量等于政府、民间各自蕴涵能量之和。但实际上，只有在民主社会才存在这种力量的加法，集权体制做的却是减法。集权政府为保持绝对的主导地位，必须限制民间力量的增长，例如限制言论与结社。如此一来，不但民间力量被压抑，政府力量的很大一部分也必须用于压制民间，时时保持高压，抑制反弹，剩余下来的力量才能干点其它的什么。全社会的有效能量等于政府能量减去民间能量之差。政府要提高效率，只能拼命扩张自我力量，压抑民间力量，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上述两种效率呈现所导致的结果是：集权体制在短跑中常常能创造惊人业绩，但在长跑中却难以避免被越拉越后的命运。

更重要的是，在集权体制下，不论是从提高全社会的效率出发，还是从个人的自我利益出发，执政集团的成员都倾向于将官僚机构膨胀得越来越大，个人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受限制，掌握的资源也越来越多。其结果是，全社会能量及其效率所创造的福利，越来越向官僚及其亲属集中。这不仅是一种被高度扭曲的分配不公，而且使资源越来越集中在不具有财富创造能力的官僚寄生集团手中，必然严重损害全社会的效率，使社会的活力日渐枯竭。因此，不管集权体制在某一过程中曾经有过何种业绩，创造过何等辉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必然会成为社会前行的严重障碍。之所以不能说它是最大障碍，是因为还有另一个更大的障碍存在着，那就是寄生于此一体制的既得利益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