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日本暖春之旅，又一次引发了中国人对中日关系的深层思考。《新京报》一篇《以日为师，助推中国改革》的文章，让关心中国社会改革的人们再次将目光投向了我们的一衣带水的邻邦。

这篇文章不长，但引起的反响却很大。笔者仔细阅读了整篇文章，发现也没有太多的新意，文章之所以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太多的人关心中国改革的前途和命运，在于太多的人关心中国社会改革的历史走向。

已经进行了整整三十年的改革，在从浅水区到深水区的行进过程中，改革的阻力和难度越来越大。这种阻力和难度来自于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希望改革止步不前，以确保既得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回归旧体制的力量有增无减，因为有人将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归罪于改革。

以日为师是近代以来许多中国人的梦想，正如文章所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每每接待日本朋友时，常常是将“向日本学习”挂在嘴上的。事实上，自从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岛国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化。特别是中日甲午战后，向日本学习就成了近代知识分们的重要选项。

1898年，也即光绪二十四年，德宗皇帝做了一场富国强兵的春秋大梦。该年6月11日，他下诏变法，拉开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政治变革的历史大幕。但是，这场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变法仅仅持续了一百零三天，便在守旧派的全力绞杀下失败了。

变法的失败，不仅仅是将光绪皇帝囚禁瀛台，不仅仅是六君子血染北京菜市口，不仅仅是变法的主谋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又一次失去了走向社会近现代化的历史机遇。人们在为光绪皇帝悲惨命运仰天长叹的同时，也在为一个民族的不幸而扼腕叹息。

当时的人们在拿着热馒头醮着维新志士的鲜血大口吞咽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些人的牺牲已经改写了自此之后中国的历史。就在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一胜一败之间，也为后来中日之间结下的历史恩怨埋下了伏笔。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得益于资产阶级化的下层武士力量的强大，因为这股力量远远大于封建的幕府统治势力，从而在倒幕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然而，戊戌年的变法不但显得悲壮，而且显得凄凉。光绪的改革措施触动了封建权贵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坚定的反对改革，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贵族们又和他的母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改革与守旧之间摇摆。当那拉氏的屠刀落下的时候，维新志士们的背后已经空无一人。

直到今天，我对资产阶级上层贵族的痛恨依然是有增无减，既想从改革中分得一杯美羹，又不想为改革承担一丝风险。当光绪皇帝在宫中等待救兵的时候，谁知道等来的却是慈禧太后的严厉训斥和在此之后的长达十年的囚禁。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光绪皇帝以社稷为重，将生死置之度外，倾手中之全力推行变法，当有人告诉他变法将危及皇权统治时候，他表现出了对手中皇权的轻蔑。当他读过康有为呈送的《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罗斯彼得变政记》之后，他就下决心要效仿日本的明治天皇和俄罗斯的彼得大帝。

可是，光绪皇帝没日本明治天皇和俄罗斯彼得大帝的幸运，变法的失败让他长伴孤星残月，在中南海瀛台的小岛上度过了十年的惨淡岁月。1908年，光绪皇帝梦断瀛台，他死后三年，大清王朝土崩瓦解。今年是光绪皇帝逝世一百周年，笔者仅以此篇短文纪念。纪念他向日本人学习的历史眼光，纪念他以帝王之身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改良者的先驱，纪念他不恋皇权锐意改革的广阔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