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露了口风，正在研究五四，所以，五四前夕，不少朋友都期待我能就五四说点什么,但是，人一旦琢磨一个东西，埋到资料堆里之后，发现真要想对这个事情说点什么，还真无从张嘴。国共两党对对于五四的态度，大相径庭，蒋介石讨厌它，毛泽东喜欢它。也许，他们就像摸象的盲人，各自只摸到了一个部分，然后按自己的需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今天的我们，按道理应该能看到象的全貌了，但实际上，跟近代史上许多事件一样，我们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的，依然是枝枝节节，甚至是带有偏见的枝枝节节。现在的中国，实在是太需要清理自己的历史了，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但是，恰好这个时代，没有人做历史，做历史的人，基本上找不到工作，吃不上饭。我们需要的是财经专家以及操练财经的人，可惜这些专家，解决不了众多已经吃饱了饭，需要回顾历史的人的精神需求。

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在现在的史学家看来，是一回事，但实际上未必。两者有联系，但不见得新文化运动必然会导致1919年5月4日那天，学生上天安门游行，火烧赵家楼。如果没有前面的新文化运动，只要新式教育一直这么发展下去，巴黎和会上的所谓外交失败，也必然会导致学生游行。不见得非得了解和掌握了西方引进的民族主义理念，学生们才会行动。当然，学生的政治运动一旦闹起来，而且得到了成功，新文化运动就势必要转向。

当时的中国，存在一个不可解的悖论，在那个灾难深重的时刻，不向世界表明自己的民族觉醒，不像话，表现了之后，学生自然会趋于激进，甚至闹起来没完。但是当时中国更需要的是，教育培养出更多的新式人才来，民族企业更大的发展，这两项，在当时的中国，都需要埋头苦做，跟政治有所间隔。当时包括蔡元培在内的许多校长，教育家，怀有教育救国理念的人，其实对学生运动，都怀有这样的矛盾心态。

巴黎和会签约，是不是卖国？我们的历史课本上，众口一词，当然是卖国。但是，平心静气地想一想，我们当时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在我看来，签约是不是就等于卖国，仍有待于讨论。弱国无外交。如果不签约意味着必须打仗，我们怎么办？在强敌的刺刀面前，我们不暂时忍一忍，还能怎样？冲上去，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自鸦片战争来，政府都是“卖国”的，但是如果换了我们现在的人，我们来当家，又会怎样？我们强硬，抵抗，但是拿什么抵抗呢？五四时期，所谓反动政府对学生的镇压，现在已经成为定论，政府当时是抓了一些学生，但没有一个学生是因此而死的，五四时期开的追悼会，死的“烈士”，都不是镇压的产物。追悼会，更像是运动动员的一种方式。关进监狱的人，从南到北，待遇还都不错。

一篇小小的博文，说不清楚五四，在此，仅仅算是一个解释，解释我自己为什么没说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