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任望，huangrw76@yahoo.com.cn

柏杨走了。这时候去读他的文字、看他的影像或提到他的，都可看作是对他的纪念。

打开电脑，还可以搜到以“柏杨”为主题的新浪博客。博客在那里，就好象他还活着。真要感叹现代科技制造出的永恒幻觉。你还可以看到他衰弱在病榻上会见马英九的照片。晚年的柏杨没有以大师、名人自居，临危襟坐接受弟子跪拜大礼；没有紧握官贵之手满面堆笑、感激涕零。照片里的小马哥就象忘年交，表情自然、平等，没有那种百忙之中礼贤下士、“重视知识分子”的故作矜持和做秀嘴脸。

至于叮嘱马英九善待“魏征”一节，或许没必要看作“柏杨也有劣根性”。因为“弹丸总统”需要民选，情境已然不同。不妨把这看作是他对《中国人史纲》极端“审丑”经验的修正罢。毕竟李世民和魏征之间的君臣关系，是中国行政史中最美妙、浪漫的一页，甚至要远超20世纪里的蒋介石和陈布雷、毛泽东和田家英；善纳勇谏实是良政必需。人们要把心坎放软的话，应许读透了中国人性史的柏杨难弃“恶”史、不厌“丑”民。

一、他是一个“知识分子”

柏杨离世，给世界留下百余部作品。其创作大体分小说、杂文、历史三类。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代表作是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历史著作《中国人史纲》和《柏杨版资治通鉴》。大陆人多不知晓，柏杨的小说《异域》在台湾更有名，还被拍过电影。《异域》描写的是一群大陆军人国共内战期间逃到滇缅边区，组织游击队，建立“反攻基地”，等待“集结号”，最终被抛弃而自生自灭的故事。评论家认为，《异域》描述的“‘孤臣孽子’情节与血泪，成为‘弃儿’的图像和表征，让很多来到台湾，同样离乡背井的读者感同身受”。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找来看。比较一下大陆电影《集结号》和台湾的《异域》哪个更能超越英雄叙事，哪个更近现实和人道，一定很有意思。

柏杨被称为作家、思想家、社会观察家、文化评论者、历史学者，甚至社会活动家。社会头衔的授予更多的是从职业、专业、身份、地位出发。从存在与价值的角度看，终极意义上的柏杨其实是一个“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

知识分子不是“知道”分子，知识渊博的人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认为，“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outsider,‘amateur’, and disturber of the status quo)”；“知识分子的重任之一就是努力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和化约式的类别(reductive categories)”。大部分中国人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认知无外乎“幅员辽阔、物华天宝，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富于智慧和创造才能的民族”。自我感觉“美妙”实已深契心里，成为“刻板印象”，以至“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弘扬世界”。就此而言，提出“丑陋的中国人”并“鼓噪”有年的柏杨可说是一个“搅扰现状的人”。而在当下中国大陆，“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崛起”、“复兴”等话语更是喧嚣尘上，柏杨的角色与意义就更为明显了。

“知识分子”多是现实与精神上的放逐者与边缘人。柏杨的一生，其流亡生涯和坐牢经历就显示自己是一个“放逐者”。在与应凤凰教授文学对话时，他说自己“一辈子都在当‘外省人’”（见《文学、历史、人生》一文）。从十八岁离开河南老家，到游走四川、东北、湖北、上海，到1949年流亡台湾，再到身陷“绿岛”；流亡、边缘的处境与心态致使柏杨能够“倾向于以不乐为荣，因而有一种近似消化不良的不满意，别别扭扭、难以相处，这种心态不但成为思考的方式，而且成为一种新的，也许是暂时的，安身立命的方式”（萨义德语）。

1968年，柏杨因为“用‘大力水手’侮辱元首”、“打击最高领导中心”、“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遭受逮捕，被囚九年又二十六天。如果不是做一名“知识分子”（或有意或无意），柏杨完全可以和大多数平常人一样，适应“白色恐怖”生活，经营、收获个人的世俗安乐。柏杨曾说“既然坐牢，就要安安心心地坐牢，你的专业就是坐牢”。以“坐牢”为业的柏杨，在坐牢期间像遭受腐刑的司马迁一样，写出《中国人史纲》、《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柏杨诗抄》。他自己也知道，“写小说要写到牢房里，是不容易的，写杂文一写就进去了”。可见，柏杨对于命运是主动的。把阿多诺关于知识分子“在自己家中没有如归的安适自在之感，这是道德的一部分”的说法套用在柏杨身上或许是恰当的。柏杨当时所处的台湾社会事实上也是一个“家”。而如果把中国文化这一精神场域也看作是“家”的话，柏杨后来指陈“丑陋的中国人”、批判“酱缸文化”的举动就情有可缘了。

二、平民、通俗和理性

拿《史纪》、《资治通鉴》的经典、恢弘，或《剑桥中国史》式的专业、准确、严谨来要求柏杨的历史写作也许是不合适的。柏杨曾表白自己不属于唐德刚所说的史学三大流派（中国传统史学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而是“平民治史”。他在接收《中国人史纲》韩文译者金瑛洙教授的访问时说，自己是“站在现代中国一个世俗庶民的立场，用自己的独立思考，用理性来检验过去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按他自己的说法，柏杨史观就是一句话：“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既不造神，也不造鬼”。

这样的史观说白了，就是基于人的常识与良知。而这种以“常识”和“良知”为准绳的平民史观，其实是中国长久以来所没有的。“平民治史”说来容易，做起来难。现当代以治史为业的，大都难逃唐氏总结的三大流派。而三者实与大众隔阂甚深。中国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史学理论“指导”下的历史阐述，充斥着大量的学术概念、专业术语，平民一般难以理解。严正的史学规范也让大部分人望而却步，一句“要研究中国史必须具有起码的训诂学素养，否则只能算玩票性质”的说法，寥寥能挡。

而现实社会中的主流史观实由精英主导、为政治宰制。“精英们”是要去比“文采”、竞“风骚”、数“风流”的。基于“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宏大“理想”和自我心理暗示，“精英们”大多择取“应用”史观，而非“批判”史观（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二月河历史小说的风行和康熙、雍正电视剧的热播可见一斑）。而这种“精英”史观与平民究竟有多大关系呢？“精英们”会为了筹备炮灰，鼓励平民信奉“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赌博主义。很多时候，“精英们”或许已经不是自己在读历史，而是历史在“读”他了。那是电脑读盘的“读”，人性中的某种隐秘程序开始启动、疯狂运行，于是所有的人物命运、历史事件与过往如出一辙。

因此，柏杨治史的平民立场，就具有了非凡的意义。柏杨不光是在对帝王历史作“去鬼魅化”洗涤；他甚或开创了一个先例，即一般人开始能够“积极”地有“自主意识”地阅读中国历史，而非无意识地由历史来“读”他。恪守常识与良知，坚持平民立场的历史阅读者，再不会象以前那样意淫富贵，如饥似渴地学习前人欺骗、暴力的经验和“智慧”了。若胡耀邦先生泉下有知，其生前曾经“不读中国历史”的愤慨与绝望应能因“平民读史”而平复了罢。

出于平民视角，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以公元纪年，对年号制度这一正统崇拜习惯发起挑战；对历代帝王，包括英明皇帝，直呼其名，以“人”相见，而非以“圣”相迎；并将古代官职作“现代化”处理，便于平民理解，增添亲切。在平民眼里，欺骗就是欺骗、暴力就是暴力。于是，柏杨揭示帝王将相英明神武背后存在的大量阴谋和杀戮；并告知大众那些即使在强朝盛世，宫廷之中谎言、暴力、淫乱、奢靡依然屡屡不绝、并且匪夷所思的真相。

平民史观的最大现实意义是自我保护。通过批判历史，平民可以保卫自由和尊严，戳穿专制神话、抵抗暴政。柏杨在接受《姑苏晚报》记者李婷采访时有过精彩解说，“假如我们把五千年来中国历代所有‘大人物’，都集中在一个大院子里调查，你会发现，他们最大的恐惧，是千千万万‘小人民’翻他们的旧帐，记他们的罪恶”；“但是，‘大人物’对鞭尸这种事，无论阻止或预防，都力不从心”；“‘大人物’总是希望‘小人民’遗忘过去，遗忘过去他的罪恶（柏杨称之为‘伍子胥恐惧症’、‘赫鲁晓夫恐惧症’）” （见《婷之问》一文）。《中国人史纲》事实上就是“鞭尸”之作。鞭过去之尸，可以防现在、未来之祸。“鞭尸”之余，柏杨并不排斥建设与和解。他倡言，“在民主政治制度中，平等自由的人权文化里，永远不可能产生伍子胥或赫鲁晓夫，无论‘小人民’或‘大人物’，大家都活得自由自在，也都死得自由自在”（见上文）。

同样，拿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的学术标准来看《丑陋的中国人》也是没有必要的。柏杨作品的一大价值就是“通俗”。他声明自己“不是学院派，关于‘定义’这东西，无法给予精密的说明”，并坦承自己“受到《丑陋的美国人》、《丑陋的日本人》两书的影响。这些书都是作者对自己国度丑陋面的一种感触，一种观察，一种检讨；不是纯学术性的一种分析”（见《正视自己的丑陋面》一文）。

面对文化学中最深层的国民性问题，柏杨的方法是现象描述、而非学理剖析。他说，“这就是中国的文化问题—酱缸可以消灭智商” （见《正视自己的丑陋面》一文）。“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象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由于长期专制封建社会制度的斫丧，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见《中国人与酱缸》一文）。

柏杨指斥的中国人丑陋面，也都是从日常现象出发。在《丑陋的中国人》中，他列举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死不认错”，“习惯说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在极端自卑和极端自傲中摇摆”，“神经质的恐惧”，等等。事实上，现象描述基于感官实际，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微言大义、宏大叙事的迷魅，更容易触发受众的基本理性。比如，平民参与“中体西用”这样的意识形态辩论实际是不可能的。更多的时候，平民只能被动接受打着各种幌子的“精英们”的操弄。但是，柏杨杂文中一个简单的“裹小脚”案例、一段简明的宦官历史，就会让每一个普通人真实感受“文化传统”与“世界潮流”、“本土资源”与“普适价值”的差距。

事实上，“通俗”绝非“庸俗”。“通俗”，是以“理”通“俗”。“理”或者是大“道”，或者就是常识和良知。能以“理”通“俗”的，堪可称为大师。因为只有明“理”之智与悯“俗”之德两者兼具，且有“方便般若”的，才能真正的“通”。当一般人去阅读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面对“中国历史形态的超稳定性”、面对孙氏的“表层结构”、“深层结构”分析而不知所云时，回看柏杨的“酱缸文化”说或许就会恍然大悟。在笔者看来，“酱缸”意象实在是“中国历史超稳定体系”的 “通俗”注脚、完美刻画。

然而，不管是《中国人史纲》还是《丑陋的中国人》，从事历史、文化批判的柏杨并没有迷失在愤怒与怨艾里。即使丑恶如“酱缸”，柏杨还是能保持理性。他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已经元气大伤，再也经不起一次革命。他说，“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见《丑陋的中国人》一文）。

柏杨倡议“中华人必须克制情绪性的歇斯底里，而另行建立一种理性文化：个人的尊严、诚信的能力、包容的气度，在这四根巨柱上，建立平台”；他知道“自由民主思想要想从上而下，自不可能”；“绝不能仰仗‘大人物’动手，应先由‘小人民’做起”；“我们除了自救，借知识传播、观念养成，以及对民主的实践，陆续进入指挥塔外，没有第二条更好的途径”（见《婷之问》一文）。

柏杨2002年7月送给《明报月刊》一个礼物--“人权结婚证书”。这套结婚证书要求新郎新娘坚持八项誓言。大义为：1、夫妇是朋友，2、夫妻之间、父母对子女绝不用肢体语言、暴力语言，3、夫妻收入等值、共同养家，4、绝不把孩子当作实现自己希望或炫耀的工具，5、双方忠贞守一，6、注意度假休息，7、象对待自己父母一样孝敬对方父母，8、购买家庭保险并培养业余兴趣（原文请见《我们在改变世界》）。“人权结婚证书”看起来简单，但意义极为深远。“文明人类最基础的教养--尊重、包容，都包括在其中”。柏杨希望，这样的家庭能培育出“谦和有礼、充满自信”的“新品种的孩子”、“使整个中华民族都会改变”。“新家庭生活”实质上是最基本的公民自我教育。联想起李慎之生前疾呼重视公民教育、欲当公民教员的往事，两岸自由主义思想之默契，个中的慈悲、理性与耐心实在令人唏嘘！

三、柏杨还留给我们什么

萨义德说，“知识分子面对的主要选择是：要和胜利者与统治者的稳定结合在一起，还是选择更艰难的途--认为那种稳定是一种危急状态，威胁着较不幸的人使其面临完全灭绝的危险，并考虑到屈从的经验以及被遗忘的声音和人们的记忆。”。柏杨用自己的一生做出了选择，去做一个不畏权贵、为民声张、批判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大凡有了点“知识”，具有点“思想”和文字能力的人，都会选择去做“士”，充当宫廷知识分子（court intellectuals），成为有权势的人。可以想见，理解柏杨的过程，也提升对知识分子的“鉴赏力”的过程。

21世纪里的中国能否再现柏杨，实不可知。或许中国“知识分子”在还没有彻底摆脱“士大夫”迷梦的时候，又要落入“专业人士”的陷阱。事实上，智力上有能力而缺乏责任感和勇气去充当“知识分子”的专业人士们，往往担任“顾问”、“独立董事”、“评审委员”，为某个利益集团服务，谋取金钱利益，唯不包括平民。正义成为公共领域里的奢侈品。这种现实或已超出柏杨的想象。

“知识分子”还要接受时代的挑战。李欧梵说中国文化的一大困境是“在‘现代’还没有建立的时候，就要面临‘后现代’的消解”。消费主义、信息爆炸的后现代图景比比皆是。坐在飞机上翻看《航空杂志》，里面珠光宝气的模特、明星悠闲地充当“爱心天使”降落在贫瘠西部，荒地、破屋、农人营造着美学对比。打开电视，一个台正在播天降横祸、列车相撞、惊天命案、惨绝人寰，一转相隔，却是欢声笑语、莺歌燕舞。类似的后现代生活实际已把人性撕扯得弱如柳絮，人们甚至都难以积蓄快乐、痛苦、愤怒、道德的真实感觉，常识、良知、同情心、审美能力无一不受挑战、消磨。衰弱得不能自立的人们，怎又可能有力量批判其他？

“在黑暗时代，知识分子经常被同一民族的成员指望挺身代表、陈诉、见证那个民族的苦难”（萨义德语）。时已不同。对中国来说，不但需要面对本民族现实或可能的苦难，度过“历史的三峡”，还要面对人类共同的苦难，比如资源、环境、气候、战争灾难以及新形式的专制和奴役，等等。而可悲的是，发觉苦难都开始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柏杨留下的空座上，我们需要能发现黑暗的人。

如柏杨所表现的，“知识分子”是守夜人，护卫一个民族的灵魂。对于一些真正的知识分子，柏杨的长寿经验还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历史和现实中大多数以批判为业的知识分子、持不同意见者，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疾病。鲁迅或孙中山，再到其他人，愤怒、焦虑、抑郁之下多成肝疾。除了要注意起居饮食，还必须明白支撑生命延续的，只有慈悲。滋养生命健康的，也还是那一点乐观。30岁以后的柏杨还有童心，还能写童话，足见其内心的善良、宽厚、活泼、乐观（其主编《幼狮文艺》期间发表了一系列童话，1957年结集为《周彼得的故事》）。

对于成年中国男子来说，柏杨的公德和勇气值得足够的敬佩。

钱玄同曾说过一句惊人之语，“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也说：“四十以后，老境渐至……对浊恶世界有了十之八九的阅历，一方面拒绝舍生取义成仁的敢作敢为气质，反而养成了趋利避害的思想意识……若人寿可缩短至四十岁，则世界之纯美岂止数倍于今日？”以上说法或许过于偏激，但又何尝不是。和青少年时天真被欺不同，大多数人成年后便会学会欺骗别人和更精巧的自欺，会把世故当作成熟，把圆滑当作智慧。面对社会不公和世界不美时，我们往往“堪忍”而不自觉；成为既得利益一员时，甚至还会维护对己有利而对众不义的游戏规则。

大部分国人成长为社会脊梁的时候，往往自己就失去了脊梁。柏杨是打破成例的少数中国人之一。事实上，30岁以前做“愤青”或许只需荷尔蒙，但30岁以后还能对公共事物保持警觉、表示愤怒、表达反对就需要公德意识、历史责任感、甚至勇气了。当柏杨开始为自由写作时，岁过三十；当他忤逆权威，锒铛入狱时，年届知命；而到他反对陈水扁“戒严说”，为台湾公民自由免遭威胁而绝食斗争时，已是88高龄！

每个成年中国男子应该重温、警觉柏杨的话，“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君、暴官，永远不会绝迹”；“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

每个成年中国男子应该知道，作为父亲，要留给子女的不仅是财富、知识、技能，还应有自由信仰和尊严意识。一个懦弱、不义、对于违反常识和良知的事情不敢说“不”，欺骗与压迫他人而不以为耻的父亲，在本质上、永远难以得到尊敬。

命运多舛的柏杨在晚年是幸运的，十年前他担任台湾人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催生了绿岛人权纪念碑，并得以亲见落成；而此岸的巴金老人可惜未能等到心愿实现。

壮哉！“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坐牢、十年通鉴、十年人权”的柏杨！

美哉！这样一个人的离世，走得温馨和平，阳光明媚；而有土已是山花烂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