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力反“思想统一”的梁实秋》中，我谈到了梁实秋为普罗文学的辩护，这是为了反对当时国民党对普罗文学的封杀；但如果从审美取向和价值取向来说，梁实秋对普罗文学不但缺乏认同，甚至没丁点好感；这当然和他在美国哈佛浸染过保守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教育有关。粱实秋眼中的普罗文学其实不是文学而是“宣传品”和“斗争的武器”，他在和鲁迅关于文学阶级性的论战中例举过由郭沫若翻译的苏俄诗歌《十月》。不妨看看它的有关段落：

“我们把人伦的信条蹂躏//我们要粗暴的坐行//帽子要顶在头上//两脚要踏在棹子的当心//你们不喜我们//自从我们以流血为大笑//自从我们不再洗浣那洗了万遍的褴褛的布条//自从我们敢：王八蛋哟！这震耳的大叫………”

这样的诗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一种“暴力美学”，甚至它只有暴力却没有美学。在左翼那边，美学似不重要，重要的是文艺要为革命——那时正在进行的暴力革命——服务。这是郭沫若的文艺观：“今日的文艺是我们现在走到革命征途上文艺，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志的咒文，是革命预期的欢喜。”呼号、喊叫、咒文，正是郭沫若以上诗译的写照，也是他自己作品的状写，比如《匪徒颂》。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有现实主义（比如鲁迅），也有浪漫主义（比如郭沫若）。就后者言，它的要害在于未能分清文学与革命的界限。浪漫主义在文学上的任何表现都无妨，至多只是文本上的喧嚣（郭诗便是样板）。可是让浪漫主义走出文学，漫溢到社会，并且还要用它来解决社会问题，那本身就成了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了。1920年代北伐之前，郭沫若和郁达夫在上海时去拜访刚从苏俄回来的蒋光慈，蒋的书桌上惹人注目地放着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像片，蒋很仰慕地称这两位“了不起”，是“中国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他们的对话中，蒋光慈称“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郭沫若很心仪，认为这席话包括下面的，不妨就是自己的意思：“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些更好的什么的，这种精神便是浪漫主义。具有这种精神的便是浪漫派。”

把社会改造当作自我浪漫主义的实现，把革命看作一次浪漫主义的作业。即使动机可以理解，甚至可佳；但仅仅出于这样的“意图伦理”，却完全可以导致连他们自己都想不到甚至意识不到的罪恶。他们完全可以被自己的动机所感动，以至为了实现它不计后果、不择手段，当然也包括献身自己。可是，你凭什么“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些更好的什么的”，就把社会当作你浪漫的试验呢？天下人本是同床异梦，你不能认为你的梦好，就要天下人和你同一个梦，共一个理想，还称之为天下大同（请问它同于谁）。何况达到这大同的，却是数人头的革命。

1920年代前期，郭沫若在商务印书馆的朋友认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有三种主张，一种是胡适之的好政府主义，一种是年轻的共产党所主张的劳农革命，还有一种主张是维护约法，以恢复民初时的局面。比胡适小一岁的郭沫若素瞧不起胡适，在他眼里：“我们这位博士只是一位有些常识的启蒙家”，但，更是“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的资本主义的私生子”。因此“好政府主义”不入郭沫若法眼，他同样不赞成他的朋友的约法裁军，认为办不到。他说：“我自己的想法是倾向于革命的。我觉得中国的现状无论如何非打破不可，要打破现状就要采取积极的流血手段。”这颇吻合他在《匪徒颂》中的句子：“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维克”的列宁呀//西北南东去来今//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呀//万岁！万岁！万岁！”

浪漫主义通常被解释为理想主义，实现他们带有浪漫色彩的社会理想如果以流血为手段，到底流的是谁的血呢？请看郭沫若的自嘲：“……在出《周报》时吼过些激越的腔调，说要‘到民间去’，要‘到兵间去’，然而吼了一阵还是在民厚南里的楼上（郭在上海的住地）。”用今天的词，这岂不是忽悠，忽悠大众，忽悠青年。可是今天看来，热血充溢、大脑缺氧的人颇不少，还就是好忽悠。倒是胡适当时就批评：“‘到民间去’四个字现在又快变成一句好听的高调了。俄国‘到民间去’的运动，乃是到民间去为平民尽力，并不是到民间去运动他们出来给我们摇旗呐喊。‘到民间去’乃是最和平的手段，不是革命的手段。”然而，郭氏的到民间去，乃是用民间的鲜血来实现自己认可的理想或主义，还自以为是在为天下，现在看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然而，这不是戏拟，是历史。

在文学上，一天也没喜欢过郭式浪漫主义，更可怕这种浪漫主义不分文学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