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消息，截至12日22时，四川地震灾区已发现死亡人数达到7651人，还有一些地区情况目前没有统计到

　　【《财经网》专稿/ 记者 罗昌平 欧阳洪亮 王和岩 常红晓 陈中小路并综合新华社报道】经中国国家地震台网测定并重新核定，北京时间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县（北纬31.0度，东经103.4度）发生7.8级地震，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不同程度震感。
　　新华社记者从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截至12日22时，四川地震灾区已发现死亡人数达到7651人，还有一些地区情况目前没有统计到。
　　汶川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边缘，居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南部，东邻彭州市、都江堰市，南靠崇州市、大邑县，西接宝兴、小金县，西北和东北分别与理县、茂县相连，县域东西宽84公里，南北长105公里，总面积4084平方公里。自1963年恢复建县至今，全县辖六镇八乡，总人口111788人，其中非农业人口40057人；羌族人口29839人，占总人口的26.69%，是我国四个羌族聚居县之一。
　　据《四川地震资料汇编》，四川省境内近百年来共发生地震30多次，最近一次地震是2008年2月27日，甘孜州康定县三道桥发生4.7级地震。康定县城因地震造成通讯中断和大面积停电。
　　有关地质专家介绍，四川处在中国南北地震带中段，地震频率很高，其震源主要集中在八个地震带（区）上：鲜水河地震带、安宁河－则木河地震带、理塘地震带、金沙江地震带、龙门山地震带、松潘地震带、名山－马边－昭通地震带、木里－盐源地震区。
　　《财经》记者通过固定电话、手机、互联网等方式与位于震中的四川省汶川县联系，均无功而返。目前四川部分地方的手机、固话已不通。一位在京记者与四川自贡的家乡联系，只有固定电话有拨号音，手机已出现长时间中断。《财经》记者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获悉，由于受到地震影响，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目前已经关闭，关闭时间将持续至18时。
　　据重庆《华龙网》报道，当日14时32分左右，重庆出现明显震感。其中14时32分，位于高新区歇台子附近的建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震动，震感明显。与此同时，巴南区、北部新区、渝中区、合川区、大足等地，也都能感觉到震感。不少市民纷纷给该网打去电话爆料，出现震感。
　　甘肃省陇南市位于甘肃南端，和四川交界，现通讯已经中断，陇南市政府的网站已无法打开。一位家在陇南的《财经》记者与家人联系不上。陇南市下辖九县，其中六个为国家级贫困县。不过，陇南市北部的甘肃定西地区、岷县等地，通讯未受到影响。
　　湘中地区共震明显。《湖南在线》15时15分发布的快讯称，接湖南省地震局震情通报，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测定，全省强烈有感。记者接到部分市民电话，称所在单位和小区已经实施了紧急疏散。不过，《财经》记者与湘中娄底的居民取得联系，对方表示未有震感。
　　当日下午，湖北省政府网站工作人员陆续接到省城居民的热线报料，武汉各镇居民表示有明显眩晕感觉，建筑物发生不同程度的晃动。
　　江浙一带亦同时出现震感。《人民网》消息称，据东航新闻发言人介绍，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东航各地飞往成都的航班已取消，正在积极做好旅客劝退解释工作。
　　距离震源较远的北方，亦有同感。据新华网消息，北京地区于14时35分左右发生2级轻微地震发生。稍后中央电视台的消息进一步证实，下午14点35分，北京通州区发生的地震达到3.9级。
　　远在海南省地震局预报中心发布的消息称，至下午14时28分海南有明显震感。滨海大道一带珠江广场、黄金大酒店的写字楼员工感到明显震感，已经下楼疏散，道路一边站满了人。
　　香港天文台于当日14时31分接获多名市民报告，表示感觉到一次震动。这些地区包括黄大仙、马鞍山。香港天文台的地震仪亦有震动记录。又据台湾民视（Formosa Television）报道，台湾亦在当日下午发生里氏5.5级地震。地震仅持续近一分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伤亡和损失报道。
　　来自美国地质勘探局发布的报告亦确证，泰国首都曼谷和越南首都河内都报告感到震动，其中曼谷有大厦摇晃。
　　截至目前，根据新华社消息，重庆梁平县两所小学垮塌，四名学生死亡。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备灾处高处长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民政部与汶川县当地民政部门联系不上，无法统计死亡人数。■

汶川地震截至18时已致上百人死亡
《财经网》 　 [ 05-12 19:45 ]
民政部统计目前死亡人数107人，但仅四川北川县一地估计死亡人数就将达5000人

　　【《财经网》综合报道】据国家民政部消息，截至18时统计，四川省汶川县7.8级地震已造成四川、甘肃、重庆、云南等地107人死亡，34人受伤。目前灾情还在进一步统计核实中。
　　但据新华社报道，仅四川北川县，目前估计死亡人数将达3000至5000人，伤者过万人。
　　而根据四川省地震局消息，德阳市实古镇中心小学、莹华镇中心小学和中学、八角镇中心小学、洛水镇中心小学的教学楼倒塌，一批学生被压埋，人员伤亡情况不详。
　　此外，据新华社消息，邻近汶川县的都江堰市聚源中学发生教学楼垮塌，该校共有师生1800人左右，震垮的教学楼有初二、初三两个年级18个班，截至晚20时50分已知有50余人死亡，抢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
　　同时，重庆梁平县两所小学垮塌，累计造成五名学生死亡，约120名学生受伤，其中两名学生重伤。截至新华社记者晚19时37分发稿，尚有19名被掩埋的师生仍未发现。■

中国启动三峡工程阶段性评估
《财经》记者 欧阳洪亮 《财经网》 　 [ 05-12 22:23 ]
首次重视地质灾害，评估报告不会早于7月做出

　　【《财经网》专稿/记者 欧阳洪亮】日前，根据国务院领导批示，中国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下称“三峡办“）正式委托中国工程院，启动了“三峡工程论证及可行性研究结论的阶段性评估”工作。
　　三峡办在其官方网站宣布，此次阶段性评估，将客观评价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以及存在的问题。此外，还将探索需要更深入研究的问题，为这一工程今后的建设和长期运行提供指导。
　　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水利枢纽工程。自1994年12月开工以来，这个总装机容量高达2240万千瓦的浩大工程，到今年已基本建成。按照计划，今年汛期之后，三峡最高蓄水位就可以从目前的156米，抬高到172米，甚至最终蓄水位175米。
　　虽然这一工程，在发电、防洪等方面，已经发挥了良好的综合效益。但因为蓄水而加剧的地质灾害问题（见本刊2008年第2期《三峡地质求治》文），以及当地潜在的生态环境，近年来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根据工程最初的设计，将在移民费用中拿出6亿元，专门用于地质灾害防治；但迄今为止，实际的支出已经超过了120亿元。
　　今年1月份，原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新修订后的《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规划》也指出，之前编制的规划，因为基础数据薄弱，对三峡工程建设和运行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和水污染治理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估计不足，导致库区支流富营养化问题，以及库区消落带（蓄水和放水过程水位升降形成的地带）问题，都未得到统筹考虑。
　　此次针对三峡工程的论证以及可行性研究结论，进行系统性的阶段评估，或许能为这些问题给出更清晰的答案。
　　《财经》记者试图联系三峡办进行采访，被告知三峡工程论证及可行性研究结论的阶段性评估工作正在进行，“相关的情况暂时无法透露”。
　　中国工程院新闻办也对《财经》记者证实，目前整个评估工作正在进行，由中国工程院全部负责；但目前暂时不能透露相关信息，“以后会专门向媒体发布”。
　　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参与该评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则告诉《财经》记者，实际上整个阶段性评估工作，已经于四月份正式启动。其第一大专题，就是地质灾害问题。毕竟，这个影响已经有所显现；而蓄水至175米已经在望，这将是对于地质灾害评估工作最重要的检验。
　　鉴于三峡工程蓄水以来，已经陆续在库区引发多次三级左右的低烈度地震；不少人都在担心，三峡工程是否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地震。虽然这种可能性至今并没有得到专家支持，但业内人士亦对《财经》记者坦陈，早期对于三峡地质地震情况的了解，现在来看还是相当粗糙的；由于地质和地震过程往往十分复杂，因此，进一步加强监测工作，防止由此造成大的灾害性事件，仍然十分必要。
　　考虑到整个评估工作刚刚开始，据《财经》记者了解，预计要到今年7月份，待调查研究全面结束后，才会开始讨论具体的阶段性评估结论。而具体的阶段性评估报告，肯定要到7月之后才能完成。■

本报讯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昨日在“2008东亚投资论坛”上表示，美国经济放缓对中国经济影响不会太大，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还会相当强劲，奥运会后中国经济也不会萧条，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仍将强劲增长，还会继续成为世界最大的外资吸引国之一。
　　林毅夫认为，未来一两年，美国经济下滑以及疲软是无法避免的。但是，美国经济下滑对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不大，因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主要是以劳动力密集型且是生活必需品为主的，即使美国经济出现下滑或萧条，对中国产品的需求的影响不会很大，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还会相当强劲，也许增长放缓一点，但绝对不会变成负增长。
　　他还认为，奥运会后，中国经济不会萧条。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比其它办奥运会的国家大很多，奥运相关的投资在中国所占的比重非常小，同时，中国办完奥运以后，在未来几年还有很多重大的国际活动要举办。
　　林毅夫认为，未来几年，中国消费还会保持比较强劲的增长态势。另外，中国也会进入比较快速的城市化阶段，未来每年的城市率会增长一个百分点，都会刺激与房地产有关的投资和与消费有关的投资。

南方人物周刊：2008我们时代的青年领袖之一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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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5-9 http://www.sina.com.cn 阅读1525次

2008我们时代的青年领袖

　　本刊记者 何三畏

　　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周年，这意味着当代青年正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出生或者在这期间进入社会的。他们是“改革开放的一代”。

　　这个时代经常令人想起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写下的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的时代；这是理性的时代，这是疑惑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迷茫的时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我们面前拥有一切，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将由此升入天堂，我们将由此坠入地狱。

　　这是历史的道路，也是青年的命运。

　　如果我们尊崇习惯和国际惯例，把青年大致定义在45岁以下的年龄段，而不仅是“五·四”放假的对象，则意味着青年在数量上占据了半壁江山。这其实是生理意义上的两代人。当目前已经在年龄上“顶格”的青年们在1980年代中期接受启蒙洗礼的时候，八零后还在襁褓之中;当他们开始渐次进入社会主流的时候，另一些“弟妹级”的青年，还在从中学到大学的路上奔走。

　　在这风云激荡的三十年，从社会思潮到价值观念，从经济状况到生活方式，无不日新月异，瞬息万变。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实际上也有很大的变化。在这个巨变的时代，人们每每惊叹于每十年就从青年之间切出一道“代沟”来，人们可以在多重意义上分辨出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和九零后的成色。

　　今天的大哥级的青年们，少年时代曾经陷落在文革之中。比他们稍长的青春即属于文革，无论是否“无悔”，那都是另外一种激荡。而在今天被我们称为青年的大哥们，在这一点上“没有资格”表态。他们刚刚读完语录本、万岁书，就栽进分数为王的高考大军。他们的青春期赶上了1980年代中期，那是一个思想舆论相对繁荣的时期，一个好学的青年，无论在大学还是在社会，都可以接触到刚刚复苏的人文意识，这就是后来被人们怀念的“启蒙时期”。

　　那个年代的青春同样忧国忧民，但和今天所忧的内容和方式恰成鲜明的对照。那时，国家领导人和人民一起忧虑落后的祖国的“球籍问题”，全国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发达国家。而在今天的青年弟妹们身上，落后的忧虑正在变成“我们发达了西方为什么要心怀叵测”的质疑和愤懑。

　　七零后开始接受学校教育的时候，虽然课本的意识形态依然陈旧，但整个社会正在变得开放。当他们在1990年代进入大学的时候，学校的氛围可能跟1980年代已经不太一样。但是，这一代人在走出大学以后，跟他们的弟妹们，即八零后九零后一起，发现了另一个世界——互联网。然后，互联网作为一种信息交流工具，开始像罂粟花一样在青年的世界蔓延。互联网侵蚀了意识形态国家化。许多被上一辈讳莫如深的东西，他们无师自通地获取了，当然，也可能是无可奈何地迷失了。

　　在这一代青年的三十年成长期，经济发展都是最硬的，有时是可以压倒一切的硬道理。结果，经济真的在中国特色的基础上获得迅速发展。当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宣布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四的时候，实际上等于是呼应了两个月后的互联网上的小企鹅迅速换成小红心。如果说上世纪末的“中国可以说不”，作者们更多的是热血的挥洒，那么，今天这一代青年更有了在国际上“说不”的信心。当前，这些青年是传递奥运红心和声讨“敌对势力”以及“卖国贼”的主力军。

　　这是改革的时代，我们可以列举出理论或实践的改革和探索者，但是，至少在实践的青年改革家里，我们没有看到远飞高举。而遵照严格的组织规定，四十出头的省部级官员只能是凤毛麟角。在文学艺术方面，我们不知道有谁深刻地表现了这个时代。当然，至少在经济界，掌握着巨额财富和管理着庞大公司的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才俊并不鲜见，其中特别突出的一点，青年是中国互联网技术和产业的主导者。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平庸的时代。伟大的时代并非没有局限。也许，这个时代的所有的指标，都在适应改革中的某一块短板。青年能走多远，并不是青年自己能决定的事。可是，无论如何，在社会代际之间的接力关系中，总有一些人会最先接过上一代接力棒，更早地“建功”或“立言”，成为各方面的排头兵。我们称他们为“青年领袖”。

　　我们已经从改革开放的角度去纪念最近三十年的历史，同样，我们也可以记录在三十年改革开放历史中的青年的历程。而青年总是承载着时代的光荣和梦想、痛苦和希望。青年的脚步总是给这个时代刻下重要的印迹。

　　因此，我们有理由年复一年为这些佼佼者们制作榜单……

　　姚洋 追求平等的经济学家

　　很多人觉得我也是个新左派，但是遇到真正的新左派，我觉得我还是太右了

　　姚洋，1964年生于西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经济学季刊》主编。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1989年获北京大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1996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农村发展、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制度变迁 图/姜晓明

　　本刊记者 刘欣然 发自北京

　　“我觉得我还是太右了”

　　留美的经济学博士姚洋认为自己的思想是“中间偏左”，这一点让很多人感到惊讶。

　　追寻姚洋的思想来源，也许有四个关键词：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拿到博士学位的威斯康星大学、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以及返国后的中国农业问题的本土研究，尤其是后者，更让姚洋认识到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1986年北大地理系本科毕业，随后转行攻读管理学硕士，1987年林毅夫刚刚回国，“想找一些学生帮他做事情”，“就这样完全转学经济了”，然后1991年去了美国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

　　威斯康星大学有着鲜明的左派传统，在1960年代是美国学生运动的中心之一——东有哈佛，西有伯克利，中间就是威斯康星。这种传统在约翰·康芒斯(美国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作为学者的他居然直接参与工人运动，给工人领袖们当顾问，出谋划策。

　　“记得我的导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讲马克思主义。我特别吃惊，我们在国内都开始转学西方经济学了，怎么还跑到这里来学这个？”

　　“尤其是在我那个农经系，强调平等，强调市场的不完美，市场里也有负面东西。我导师的那门课《微观经济学》，讲了很多信息不对称、市场缺陷、市场失灵等等。”

　　威斯康星的教育给了姚洋潜移默化的影响。回国后做农村研究，姚洋发现，“很多东西跟课本对不上”。这促使姚洋开始思考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比如土地。

　　前几年，有关土地该不该私有化、土地该不该自由流转，是农业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姚洋谨慎地认为：“西方经济学当然认为私有制是好的，可中国的土地问题很复杂，我不赞成土地完全私有化。”

　　“土地是穷人获得最基本生存的基础。有些人说在中国土地兼并不可能存在，这些人说话有点不顾事实。费孝通先生写的1920、30年代中国状况，以及当代小说《白鹿原》，都说明农民在生活最困难时会卖出土地，然后基本上就不可能再赎回来。”

　　“我们国家农民之所以能迅速脱贫，跟土地承包制很有关系。给农民一些口粮田是必要的，让他们能活下来，对中国的稳定很重要。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东南沿海很多工厂倒闭，几百万打工农民悄没声息地就回家了。而印尼就很多人上街游行，爆发了骚乱。所以除非给农村建立起完善的保障制度——但这个不是简单容易的事——否则土地还是农民活命的工具。”

　　姚洋思想的明确转变，是给《读书》写了一篇关于阿玛蒂亚·森的文章。1998年，这位印度裔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当时国内对他的了解并不多，姚洋花了一个月时间查找资料文献，不仅加深了对森的理解，也逐渐明晰了自己的思想。

　　十年沉潜，2005年，姚洋写了长文《当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他称自己的理论是“平等的自由主义”——仍然是自由主义者，但强调国家应该为个人能力的全面发挥创造环境，“给每个人向上爬的动力”。

　　自由主义有三个基本理念：个人主义、平等、普世原则，但姚洋认为，自由主义内部也有矛盾，“个人主义就是个人自由，一般说，不受别人强迫就是自由。但是我们要问一下，这种道德观符合不符合我们的直觉？一个非洲奄奄一息的饥民真和比尔·盖茨一样自由吗？自由肯定包含一些‘你能做什么’这样隐含的问题。”

　　“我们必须承认，自由的社会必须要有最起码的平等。如果没有平等，就谈不上自由。自由至上主义者，或者说右派们，片面强调了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由，忽略了平等问题。最后我们必须要问：谁最自由？秦晖总说，我们只要起点平等、有一个干净的起点就行了。问题是哪有一个干净的起点？更不用说什么是干净的起点了。”

　　“我们要关注老百姓实现个人自由的能力，教育、健康、基本的医疗等等。说白了，我们要建设一个能让老百姓自我造就的社会，让每个人能够自由发挥自己的能力。社会应该创造这种环境。”

　　“我是中左，跟左派的观点还是不一样。左派可能会说，国家还是要保持一定的所有制，国家在经济生活中还要很大的决策。我的想法是，国家只要创造这种环境，让每个人能够去打拼，有向上的动力就行了。我和左派和新左派还是有区别。很多人觉得我也是个新左派，但是遇到真正的新左派，我觉得我还是太右了。”

姚洋：人活一生总要留下点什么

姚洋

　　“人活一生，总要留下点什么”

　　幼时曾在江西农村生活过8年的经历，以及和农村一直保持的血肉亲情，决定着姚洋的生活和治学态度。研究姚洋的文章，他的观点大都来自深刻的生活体验。

　　2002年3月，姚洋写下了《回乡三日》，已十年没回家乡的姚洋痛心地写道：“家乡积淀在我脑海中的印象，是远远的在堤上望见的参天樟树和袅袅升起的炊烟。”“此次回乡实际所见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樟树没有了，炊烟也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几幢或白或青的楼房，突兀地伫立在村头。沂江对面也不完全是青山了。京九线在山脚下穿过，一处山头上矗立着中国电信的无线通讯转播塔。走近村子，发现村子前面的小湖因为干旱已经快干了，露出肮脏的塘底。”……“家乡由我的梦境中走出来，变成了杂乱的现实。”

　　在回乡三日里，姚洋既看到了“几乎家家有了电视机和电话，年轻人几乎都用上了手机，不时还有摩托车从身边掠过，有时后座上会坐着一位时髦女郎”；也看到了原本清洁的村子里污水横流，侵犯公共利益的个人行为随处可见。

　　姚洋思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更可能是“乡村的无组织化”。“在过去，乡村的公共事务由宗族来协调，……人民公社时期，宗族关系损失殆尽，但是，强有力的生产队体制起到了替代作用。”“在过去二十年里，我回去过四次，每次都感到村里的人情淡了一层。也许是因为我儿时的玩伴都离开了村子，但我心里总有一种不甘，隐隐地为村里社会网络的瓦解而忧伤。因为失去了赖以附着的地方性组织，村庄的公共精神丧失了。”

　　这次回乡，看到四面八方的亲戚为了伯母张罗如何安度晚年，姚洋开始重新思考中国血缘社会的意义。

　　“一方面，在正式层面上，农村社会因为无组织化正在走向瓦解；另一方面，血缘和亲缘再次成为维系社会存在的重要纽带。如果传统价值在农村基层还有所体现的话，它的载体也就只剩下血缘关系了。时下村治所面临的任务，依我所见，正是寻找一种契合传统价值和现代民主理念的新的组织形式。”

　　几年后，姚洋开始积极倡导在农村实行直选制，“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是一个综合问题，我觉得农村的选举，是我们走出困境唯一的路。”

　　姚洋认为自己和以温铁军等三农学者不同，“他们把农村想得很浪漫”，“他们总想回到乡绅之治”。姚洋认为，“文化大革命一铲子把农村的基层组织和文化传统都铲没了，要让乡村的力量发展起来，那要等到猴年马月。怎么办？我觉得只有通过村民选举，因为这是合法的，只有这个制度性框架的保护，才能给老百姓一个学会民主参与的机会。”

　　“我们总在给不推行民主找借口，说教育水平低什么的，其实民主是要学习的，民主是一个精巧的机器，需要人学会妥协，学会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出生在西安的姚洋，在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的学校里读中学并且工作过。这段经历也融入姚洋对改革开放30年的反思中。

　　这是一家特大型国有企业，当年苏联156个援华项目之一。“那里培养了很多技术工人，素质都非常好，技术人员成堆。工厂员工从顶峰时候的三万多人，缩减到现在的一万两千人，这么多人都到哪儿了？都流入了私人部门，因此，单说人才供给也是巨大的贡献。更别提前30年我们建立起的完善的重工业体系，对改革开放起到了坚实的铺垫作用，所以完全抹煞前30年优先走重工业道路的政策，不是一个正确看法。”

　　回国至今，姚洋一直践行实地调查和乡土研究，近几年来，他更是走出书斋，踏入红尘，针对诸多社会问题阐发见解。除了在《读书》上发文章外，他还在《南方周末》开设经济随笔专栏，试图影响更多经济学界之外的知识分子读者。最近他对招商引资为特色的“仇和新政”的强力批评，掀起不小的讨论。

　　姚洋说他清楚地记得刚回国时林毅夫对他说的话：我们在创造历史。“我经常扪心自问，你回国来干什么？你在国外做不是更好吗？”他的回答是：“之所以回来，是想为中国的历史进程贡献自己的力量。从个人来说，雁过留声，人活一生，总要留下点什么。”

　　姚洋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Q：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A：满意。也许是因为觉得自己的研究，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有所贡献吧。

　　Q：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和他人分享？

　　A：走人少的路。我在1997年回国的时候很少人愿意回国的。

　　Q：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A：我觉得他们活得太拘谨了。我们之间有很大的代沟。

　　Q：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A：我希望这个社会能更真诚一点。很多名人活得都不真实，不知道自己是谁。一般老百姓活得也不很真实。整个社会心态比较浮躁。

　　Q：你觉得你的同龄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A：我觉得60年代的人最大的问题是，上面有一些位置已经被占住，自己也不再年轻了，说白了，有点中年危机吧。

　　Q：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的？在世的人当中，你最钦佩的人是谁？如果一定要你选，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A：阿玛蒂亚·森，他是一个左派经济学家，又有非常宽广的视野，很强的哲学功底。

　　阿里巴巴的马云算一个。他的成长经历，对年轻人很有激励作用。

　　Q：责任权利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A：自由和责任，是硬币的两面。我更看重的还是个人自由。

　　Q：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一部电影？

　　A：一本叫《七人》的书，描述各种人生态度的，浮士德是思考，堂吉诃德是行动派，和风车打架。我觉得我要做浮士德和堂吉诃德中间的那个，既要战斗，同时又要思考。

　　Q：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A：个人的追求，人生的完善，还有家庭。

　　Q：你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A：我喜欢我现在做的东西，究竟是不是幸福，我也不知道。

　　焦虑很多。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不公平的事，但你无能为力；人过30，你的成就在哪里？更隐秘的煎熬是，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最好不去思考这个问题，做就行了。

　　作为一个主张“平等”和“公平”的经济学家，姚洋教授充满人文关怀气质的研究视角，使他的工作显得“跳脱”而“另类”。如果说以吴敬琏、茅于轼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经济学家的主要贡献，是把西方经济学思想引进、传播到中国来，姚洋则像他的老师林毅夫一样，正尝试着为西方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探索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