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余年前，梁晓声写了本轰动一时的书《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书中他将中国社会分成若干阶层。记忆深刻的，是他把个体户划分到中等偏上收入阶层里。但10年过去后人们发现，除了极少数幸运的个体户出人头地变身大老板，其余绝大多数个体户的命运远不如当初了，有的甚至沦落成贫民。

针对此一现象，至今尚无组织或个人出来解释或分析原委，遗憾之余让人好困惑。还有一个阶层梁晓声的预见也不够准确，那就是中国的公务员队伍。当初在他看来，公务员应该是中产阶层，大部分公务员有车有房。可事实上直到今天，有车的公务员也是凤毛麟角；有房子的倒是不少，但绝大多数都是房奴。另一个事实是，极少数公务员成了公务员队伍中的皇帝、皇后，其余是供他们驱使的仆役。

中国社会所以不能按照梁晓声的预期发展，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社会不公。这种社会不公从外延上看有三个方面：不公正、不公平、不公开。内涵则涉及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劳动和利益分配关系的失衡是所有社会不公问题中的重中之重，只要这个问题一天没能解决，中国社会就必然存在被急风暴雨式的革命重新涤荡的可能性。谁反对都没用，规律使然。

有这样一对因果关系其实也是个极简单的常识性问题：既然改革开放的成果来自工农大众的劳作和牺牲，那么，他们理所当然的就该分享这些成果。这个道理简单得如同女人十月怀胎，其后理所当然收获做母亲那份幸福一样。但现在偏偏反其道而行之。现在的模式是，常年劳作并作为之牺牲的人，仅能得到很少一点酬报，有些人甚至连这一点都得不到；少数掌握权力资源的人包括他们的子孙、亲属都能不劳而获，而且得到的还是改革成果的绝大部分。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譬如美、英、法、德，那就是犯罪，要进监狱服刑。但在中国，这些人却成了改革开放的功臣。

集立法、司法、行政权于一身，包括话筒，也在他们手里掐着。由是之，他们就可以凭着自己的需求随意解释真理、标准、法律、道德、规律、规则、成本等等。最为常见的是，在他们按照自己利益需求制定并颁布的法律法规后面附注：本法规解释权在***。倘或有外国人指责他们违背社会公平原则，他们就说这是中国特色、是国情，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倘或批评他们的是中国人，他们就给人家扣上极左、文革余孽的大帽子。

为了谋取个人利益，不计后果的拒绝公正、公平，这是理性的吗？不是，这决不是理性的行为。可悲之处在于，在今天的中国，这种非理性行为不是源自某一个集权主义的个人，而是来自一个人数众多同时跨地域、阶层域的极权主义群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群体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很多人的父辈和祖辈，直接参与了推翻旧王朝的武装革命。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社会不可能沿着西方文明演化和变迁的途径运行，只能按照中国固有的模式运行，用一个公式表示：革命→建设→腐败→革命。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这话其实是从微观层面和技术角度讲的，亦即告诫治国者当举轻若重。如果宏观的从战略高度探究治国至要，六字足以：公正、公平、公开。公正在于维护社会正义，贯彻法治、法律精神和道德思想。公正侧重于维护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并且从法理和逻辑上强调这种价值取向的正当性。公平则保障人与人平等，这其中特别是劳动和分配关系的公平，是避免社会矛盾和调谐社会关系的总阀门。《礼记·孔子闲居》说：“奉三无私者，以劳天下。”此言虽然露骨，却道尽公平的妙处。公开的字面意思是相互间不留隐私，真正的含义是鼓励社会和解，你不必防备我，我不必防备你，大家同心协力搞经济谋发展。公开的动机在于，创造一个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世界。道家所以讲“无为而治”，玄机其实就在这里。法家则从另一个角度总结说：民不畏吾能而畏吾公。但不管从哪个角度认识，效果总之是一样的：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

与古人的某些见识相比，是一种人性和道德的双重退化，今天的中国社会偏偏容不得公正、公平。不仅特殊利益集团不允许，包括那些喝过洋墨水、笃信自由、民主的先生们，一提到公正、公平，头就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也有的，虽然嘴上认同，心里却悄悄地反对，行动上悄悄地破坏。悖论竟直如此，尽管他们卖力的鼓吹公开化，也不过是图有虚名而已，显见的是负面意义大于正面意义。说得透彻些，离开公正、公平的公开化，不过是没有了骨骼和血液的皮肤，一副空皮囊而已，倘或还能侥幸不倒掉的话。

坦白的说，那些满口民主自由的先生们，着实幽默的可笑。他们一方面徜徉在西方文明的爱河里，恨不能让自己以致自己的民族须臾脱胎换骨。但另一方面，为了其自身的利益需求，找尽借口保留下某些东方文明的糟粕，诸如妓院、多妻制、等级制、权利世袭制、以钱代罚、以权代法、闾左闾右等等，统统兼容并蓄并不断“发扬光大”之。

纵观中国历史上那些成功的王朝和新政，所以能治理得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是，权贵阶层能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在享有举世公认也是依法享有的那些特权之后，绝不谋求其他权益。就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在封土地建诸侯那种封建时代，权贵阶层能做到这一点，无疑意味着社会的公正和公平。但今天，不要说有着巨大欲望需求的特殊利益集团，便是那些满口自由民的先生们，若能达到古人境界的一半，都算是好的了。

许多大饭店都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但凡买单的，往往是酒桌上位置最差的那个人。而座位最好和次好一些的人，肯定不买单。中国酒桌上这种特有的现象，直接折射了中国社会存在问题。一、当权力商品化以后，必然形成卖方市场，因为这种商品没有任何竞争。是故卖方是主子、买方是仆人。二、当社会生活被权力高度主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必然发生倒置。这无疑意味着，只要有关系存在或曰只要能得到权力的庇护，如果蓄奴比购买机械化算，那就蓄奴。血汗工厂、血汗GDP、血洗的煤、鲜血凝结成的砖，其实都是这么来的。

第三点，比酒桌上的遭遇可能还要凄惨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盛筵桌上，连最差的位置，都不肯给买单者留下。那些围拢在盛筵桌边享用美食的人，就直接告诉保安，让他在门外候着，否则把钱留下，把他人给我抓起来。从法律关系上讲，这就是抢劫，但在今天中国，这样的抢劫每时每刻都上演着。先是抢劫了工人，如今又准备抢劫农民。

中国工人抢了也罢，谁让他们那么富有牺牲精神，同时又不善于冒险。但中国农民则不然。中国农民既有自私自利的小农意识，又极富造反精神。这等于说，当某个为金钱红眼的利益集团向农民下手的时候，也许那一天，就正是中国社会下一次大革命开始的日子。如果不希望有这一天，中国的权贵阶层，至少从现在起，应该还社会以公正、公平。公正和公平既是破解中国社会矛盾的总钥匙，也是权贵阶层在自毁之前，唯一能拯救自己的机会和出路。别拿豆包不当干粮，牛x不是吹的。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