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旧作:

时隔多年，再次打开《论语》这本书，我竟从温柔敦厚的圣人之道中嗅出逼人窒息的血腥气息。孔二先生九泉有知，该在冥冥之中朝我瞪眼睛了。

1989年，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当时有篇文章说：“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竟绝少对死亡的沉思与歌吟。”现在看来，这句话我只能同意一半。我们的文化中对死亡的沉思确乎很少，对死亡的歌吟则可谓洋洋大观。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孔门后学孟子说得更干脆：“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这些话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字背后所透露出的我们民族所惯有的思维方式：我们往往习惯于把某些东西凌驾于人的生命价值之上。“舍生取义，杀生成仁”，这是把“仁义”置于人的生命价值之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把名节置于人的生命价值之上。至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是把什么置于人的生命价值之上，则非我所能言也。想当年，李陵若不是念及“将以有为”降了凶奴，而是战死或是自裁，以一己之躯殉浩荡皇恩，那满朝君臣必是热热闹闹表彰颂扬一番。可他偏要活着，自己垂骂名于千古不说，还连带着我们的太史公也遭“去势”之辱。何苦来哉？

“死了就好”，借口固是可以编织得光明正大冠冕堂皇，但这种思维方式对于一个民族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什么值得光荣的事情。

每每从五四时期的报章上读到先觉者对“人的尊严”的诚恳呼唤，便不免悲从中来。人命如同草芥，尊严算个啥捞什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上世纪三十年代，日寇威逼北平，大学生纷纷内迁以避战祸。上海滩文人周木斋痛慨世风日下：“大学生即使不能赴难，最低限度也应不逃难。”似乎北平大学生都去堵了日寇的枪眼，木斋先生便可以欢欣鼓舞了。这是什么狗屁逻辑！难怪鲁迅先生要朝他掷去“匕首”、“投枪”。我想，鲁迅先生这里并不完全是出于“不死无益之事，务留有用之身”的功利性考虑，更多的是对那种流氓政治学的反动。

　　王小波讲过一个发生在七十年代的故事，洪水冲走了生产队的一根电线杆，一个知青跳下去捞，结果电线杆没捞上来，人却被洪水吞噬了。知青们为此很是困惑：我们的一条命跟一根电线杆比起来，孰轻孰重？当地大队书记出语惊人：“抢救国家财产是大义所在，不要说一根电线杆，就是一根稻草，也要跳下去。”这说的是混账话，但正是这种逻辑在我们国家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却大行其道。三年所谓的“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了几千万人，然而当我们今天在电影上看到中南海里的老人家也已好久没吃红烧肉了，看着老人家含着热泪吞咽着灾民用来果腹的糠团子，我们在热泪盈眶之余就原谅了。当原谅和宽容代替了严肃的思考和审视。这种原谅和宽容是可怕的。

　　朱学勤先生在美国访问期间，曾经因为在一场火灾中忙着救火而遭警察训斥，朱先生大惑不解：“在国内我的行为是要登报表扬的呀？”直到看了当地警署贴在旅馆每一个房间的一张告示，他才恍然大悟。告示上写着：“亲爱的旅客，一旦发生火情，请您迅速离开，千万别忙着救火或抢救财物，因为您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比什么都宝贵。”

　　对照这张告示，再想想八十年代我们对小英雄赖宁的宣传，难道你不觉得有些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