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 那一段饥俄而耻辱的岁月

唐荣尧

黄河流经银川时，是转了个小弯的：向东流到和灵武交接的横城渡口时，便开始向东北方向直流而去，进入贺兰县境内。在贺兰县通义乡东边，形成了一片开阔的河漫滩地，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3公里，由于耕植条件差，这里一直被人们在农业垦荒方面忽略着。1955年5月到8月，这里先后出现了8次移民，历史上，历代政权往宁夏安置移民，不是戴罪者，就是军人戍边者，来的地区也往往是宁夏以南的地区。这次不同的是，这些移民全部从北京来，在这里修建了4个村庄， 在行政级别上，管理他们的是个明显带有那个时代中国特色的机构-----京星农牧场（1961年正式成立），这也是中国的许多文学爱好者从张贤亮《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描写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宁夏生活中的农场生活的原型之一，直到今天，宁夏所有的县中，唯有贺兰县仍在县管理的下一级行政机构中， 保留着京星农场这样一个从字面上保存着那个时代历史记忆的乡一级机构。

从北京到银川

1955年到来的2025户北京人中，有个清瘦的少年，他就是后来一度成为宁夏文化名片的著名作家、文化商人、慈善家、收藏家张贤亮：左手执笔，把个人和时代的双重苦难变成财富，将个人传奇而坎坷的人生升华为一部部文学作品；右手操戈，把荒凉和沧桑的一个废堡，精心大造成中国电影新的摇篮和基地，让荒凉不仅有价，而且具备了另一种历史价值。

1955年7月，刚刚年满18岁的张贤亮以支宁移民的身份，携带着老母亲和年幼的妹妹来到宁夏，任文化教员。刚到银川北边的贺兰县境内的京星农场住下时，身上还洋溢着革命青春和诗意的张贤亮，被满眼的绿色、田野风光所沉迷，田地里的庄稼和阡陌代替了北京城平坦的柏油马路，光着脚走在田埂上，常常在他心中涌出的是和土地的亲切感。他在48年后写的《安心银川》一文中这样回忆：“黄河的波涛和被涛冲刷下的大块泥土訇然作响，与岸边的风组成的和声，会使一个有诗人气质的年轻人感动得落泪。年轻多好，面前的世界总是新鲜的，像刚摆进商店橱窗的蛋糕。” 然而，摆在他命运前的这块蛋糕很快就呈现出了真正的原色，“美丽的青春和美丽的大自然都被险恶的命运和政治玷污了。”起因是他所爱好的诗歌。

诗歌获罪　

来到银川后，张贤亮一直没有放弃诗歌创作和投稿，1957年7月，陕西省的文学刊物《延河》发表了他的诗歌《大风歌》，当他捧着油墨香还未散尽的那期《延河》时，激动与快乐从这个文学少年的内心涌出，然而，他还没来得及从这种激动与快乐带来的沉迷中拔出来，1957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 篇《斥《大风歌》》的文章，里面这样写道：“曾发表在1957年7月《延河》上的抒情诗《大风歌》，是一篇怀疑和诅咒社会主义社会，充满敌意的作品。八月号的《延河》另行刊登了作者写的后记和给编辑部的信，更加证实了这种判断。 ”一个国家最权威的党报上刊登这样的文章，对张贤亮来说，这就是一份命运的判决书，他的生命拐点业从此开始------从一个文化教员变成了一个头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劳改犯，一个时代的罪徒，以劳动改造的方式，接受“时代的教育”，分别在贺兰县西湖农场和银川市郊的南梁农场劳动改造达20余年。“那天，农场就有30多人在台上一字儿排开。银川市法院来宣判，我判的还算轻：‘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管制三年’。其它人有的‘当场释放’，以示‘宽严结合’，有的判三年、五年、八年、十五年，立即被押送到监狱去了。法院的判决书，也就是‘正式文件’。我没看见，至少是当时没给我看，叫我无法上诉。我只是从法院干部在台上朗朗地宣读中知道自己‘罪行’的。1979年有关单位给我平反时，从我的个人档案中抽出来准备销毁，我才看到它的真面目，仍旧是薄薄的"雪莲纸"，但比巴掌大，如现在B5打印纸那样大小，油印的，长达好几页。”

1958年9月23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这是新中国在推行民族自治政策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宁夏人民的一件大事，那天晚上，银川城区放起了烟花，当时的张贤亮以一个劳改犯的身份，站在离银川市40里的劳改农场的稻田里，饿着肚子割水稻。

饥饿比自由更要

１９６０年，整个中国被一场饥饿包围着，张贤亮所在的劳改农场也不例外，该死得已经死了，没有死得正陆续死去。他不能预料自己会不会死去，但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在1960年7月中旬时体验到的虚弱，是从屈原到荷马开始直到那时的文学作品从来没有描写过的 ，他们的生活标准是是每天三碗野菜汤，身体的虚弱到了地上有一根稻草，想从它上面迈过去却抬不起腿。 不时有饿死者的尸体被拉运出去，早上爬起来发现身边的人死了，应该给组长这样报告：“组长，某某人死了！”而不能说：“组长，又死了一个！”这种微妙的语言差别不是1960年代进过劳改队的人根本弄不明白。回忆起当年的这个情景，他自嘲说：“我可是从死人堆里爬出的人呀！”1960年9月的一天，张贤亮走出劳改大院，顺手拿着自己当枕头的棉裤， 这是他的又一次出逃，到一个看瓜老太太的瓜棚前，才发现她被犯人还穷，他拿自己的棉裤换了老太太的几麻袋瓜，不吃完就意味着浪费，吃不完拿回去是犯罪。他便把瓜运到没人处，吃一会儿休息会，休息好了继续吃，有时坐着，有时躺着吃，有时站着吃，从上午一直吃到黄昏，才把几麻袋瓜吃完，留在地上的是一堆青白色的瓜皮。回来的路上，每遇到一棵树就撒泡尿，一直撒到劳改队。从此，他再也不能吃西瓜了，一吃西瓜就胃疼。饥饿年代里，他们的生活状况就是如此，每个月的粮食定量是15斤，到1960年12月时，他的体重只有101斤，最瘦时体重曾经是88斤。由于饥俄，1961年1月1日，张贤亮乘出劳改大院打扫干部家属宿舍时，再次出逃，流浪到宁夏和甘肃交界地带甚至兰州，在外流浪时，连劳改队里的麦糊糊都吃不上，一个月后，他带着对劳改队的还不至于饿死人的麦糊糊的怀念，重新回到了劳改队。

1961年的冬天，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张贤亮，从宁夏贺兰县的京星农场释放出来，转入银川附近的南梁农场当工人。

劳改岁月

1970年代初，农场领导批准经过劳动改造后变成工人身份的张贤亮能够进银川城，他就乘坐6路公共汽车来回，从银川的老城区到他所在的农场，当时的票价是4角5分钱，到银川的新城区则是3角5分钱，老城和新城之间有15公里路，为了省下这1角钱，他每次先坐车到老城，办完事情，往往是肩上背着农场领导要他购置的东西，-------那时，农场的人烙玉米面饼子，用的多是铝制的平底锅，常常是从农场拾一些破铜烂铁到银川去换，然后用换的钱买上铝锅，装在麻袋里，然后步行15公里到新城区，再坐车返回。这样，那时的张贤亮时进银川市时背着一麻袋沉重的破铜烂铁，回时背着一口口新的铝锅。有一次进城，回时错过了回农场的车，到旅店一问，住一宿的大土炕也要5角钱，他那样身份的人，住宿也因为没有有效证明而无法住宿，只好流落在银川街头，------“我在解放东西街徘徊了几遍，夜幕降临，沿街低矮的土坯房里各家各户的灯光一一燃亮。每一扇窗户透出的黄色灯光都散射着一个家庭的温馨。”那样的夜晚，那样的人生境遇，他唯一亲近的东西是被那天晚上当成枕头的一个化肥口袋。

从当劳改犯时开始的２０年，张贤亮的命运史和那时代的中国苦难联系在一起的；１９８０年代后的２０年，他的命运和中国的改革与变化联系在一起。）这些命运都被他用笔记录了下来，当时的创作环境怎样呢？作为劳改犯，他能读的书只有一本《资本论》，如今，摆放在影视城里的那几本《资本论》上，依然能清楚地看到他读这本书时在上面做的批注、写下的感慨。苦难的生活和民族的命运在他的笔下不再是以诗歌的形式出现了。１９７８年，他的右派帽子摘掉了，――他至少拥有了写作的权利，其实在１９７７年时，他就开始暗地里进行了小说的创作，常常是一个废弃的水桶上，放上做饭用的案板，就是写字台了，没有钢笔，花２分钱买一个蘸笔笔头，用细铁丝或细线绑在筷子上，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作，这样的创作环境下，有了《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轰动一时的小说。

这些小说为张贤亮带来了巨大的声名：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人物，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个写劳动改造的作家。 众多的第一众，“文革”的故事是他创作中最引人注目的的主题，“因为这就是我的命运，无论是此前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等，还是《青春期》，都笼罩和纠缠在这样的记忆中。虽然从政治角度来看“文革”结束了，但是在文化上、民族心态上这样的阴影并没有消除，我们没有来得及对这场革命给人心灵造成的伤害、摧残进行清理，甚至，我们都忘记了这沉重的一页，我们经历的一切被遗忘了。”

　　米兰·昆德拉说过，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就是真理与强权的斗争。就像索尔仁尼琴写《癌症楼》一样，张贤亮见证了一个癌症楼的时代，一个全民接受畸形改造的时代，那时，整个中国何尝不是由一个个劳改农场组成的大劳改农场？他把那22年的改造岁月，和那时中华民族经济接近于崩溃边缘的状态，在小说里表现出来，成了一个时代的见证。那些身后的岁月，如今，这位已经过了70的老人回忆起来的感觉是幸福的：“当然我也觉得我很幸福了，这个幸福是什么呢？就是我和中华民族共命运的，因为不光我自己受难，大家都在受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