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公共权力自然运转缘何难？

——2008’从春到夏的表态与反思

枭阳子

有网友问我，2008年真可谓是灾难频仍之年，从2月雪灾，3月藏乱，4月圣火战和火车相撞，每一个中国人都被迫用自己实际的言行一次接一次地表态，那么，他问为这次汶川地震大灾又写了点什么？我说还没有写，看到那些画面，我想到的是如何能把家里所有能拿出来的衣服打包送到那些震后又遭连夜雨的人们。是的，当然还是要说点什么。

“温家宝总理又赶往灾区第一线了”，这一新闻让许多想到“我们的总理真不容易”，他到灾难现场不只是表示国家领导人对受灾人民的慰问和关切，不只是表示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还要做抗灾救灾的具体协调工作。这一印象，是由近年大小矿难胡、温经常亲临事故现场或亲笔批示解决处理意见形成，至春节前南方重大雪灾时，温出现在长沙和广州火车形成高潮的……

温家宝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可惜跟他同心同德不打自己小算盘的官员并不多，因为按照中国的帮派政治传统，他没有自己的“子弟兵”，或从来没有机会组织自己的“子弟兵”。温一出大事就非赶紧跑到第一线去协调、指挥，只有这样，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僚们哪怕仅仅出于保护“乌纱帽”的考虑，也要尽一尽力的。但这绝不是长久之计，幸好他目前身体还算硬朗，特大灾难也不是同时发生，否则，就算他跑得动，也是分身无术。

帮派政治，严格说来不是政治，只是私人（个人、宗族、集团、帮派）之间的利益同盟，它是建立在经济学思维和经济秩序基础之上政治。中国古人说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也是经济学的，因为这里的“公”还是“私”，是由古代井田制条件下，个体农民合起来共同种植的贵族和“大宗子”的私田即为“公田”产生。这种经济学思维向度下的政治，只能是利益攸关者的政治，其心理基础是对“外”对“他者”的不信任和斗争，而不能不讲究“内外有别”的所谓“打虎要靠亲兄弟，上阵还靠在父子兵”，所以，它首先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性质的政治。公共性质的政治是建立在公共秩序基础之上的。什么是公共秩序？公共秩序就是在所有社会成员不分彼此和高低贵贱的公共利益优先原则而不是私人利益优先原则下的法治秩序。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就是规范政治人物的行为指向，必须把创造和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空间放在首要位置。为了要达成这种公共秩序，政治需要公权即权力的运作，而非道德的运作，因为政治涉及的权力或公权是中性的，你能够拿它来做好事，也能够做坏事，所以，权力必须加以制衡，不是教育或道德劝说，只有权力才能制衡权力，由此引出权力分立或分置的制度安排（设计），以便权利相互制衡，制衡不是为了别的，仅仅是为了保障权力的公共性质及其公共秩序。所以是相互制衡，而非相互利用和掣肘。那么，如何保障这种公共权力运行的公共性质，而不出现“公权私用”的情况呢？到目前为止，人类能够找到的比较有效的办法当然不道德而是法治。法治的第一原理，就是如何对付和制衡公权即政治权力。照中国道家“道法自然”和佛教“法尔如是”的观念看，自然，就是让道成为道自己，这与英语中的let it be是同等价的意思。韦伯也有一个ideal-typical analysis（典范类型分析），这里的“典范类型”也相当于中国的“道”与佛教的“法尔如是”，他在谈到人的精神范式与现实生活实践的关系时，韦伯说这个“典范类型”（ideal-type）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在真实中出现，而且它们已经以历史地重要方式出现过”。“因为思想·理论或实践·伦理中的理性推理力命令（迫使）这种思想非──一以贯之地──根据其自身的逻辑与自身蕴涵的目的发展出来不可。”就象一棵大树的全部及其生灭运动，早就蕴含在它那颗种子里。犹太教中希伯来的上帝与他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之间“约”的观念，也是同样的意思和意义，而且后来在基督教世界演变成一种直接的政治理念，这就是作为法治精神来源的契约观念。这一观念运用在政治上，就是保持和保障公权成为公权自己，即不使政治权力这种“生灭”业力成为“私用”这种“恶业”而成为“善业”（公权公用），这是从“天道”到“人道”自然而然的“约定”。

我想说的是，无论东方、西方，只要承认权力的“公共性质”，就必然得出权力本身需要制衡才能保证“公权公用”的结论。所以，不要再强词夺理说权力分立是什么“西方观念”的鬼话。

当然，历史地看，法治精神的直接现实来源，始于1215年《大宪章》关于“法高于权”或“法大于权”的“共和制度”的最高原则。所以，今天我们不难发现，只有共和制度才是“宪政民主”的现实政治基础。同时，也是如何对待政治权力的法学思维向度，比如你是符合公意的政治人物，我请你做领导，总统也好，首相也好，主席也好，议员也好，省长、市长也好，都是经由直接或间接选举，选民把公权即政治权力先给你，但同时，法学思维的明确指向，就是怎么限制你的权力。怎么限制呢？不能用道德限制，因为道德本身只能劝说你、感动你，如果你不听或无动于衷的话，道德就没办法了。权力只能用权力限制。权力限制权力，是在法治条件之下才能办到。这里所谓的法治是指rule of law之下的法律，即我们中国法律界所谓的“水治”，即保证法律的“善业”性质、公共性质，即是“善法”，而不是rule by law之下的法律，即“刀治”即可能出现的“恶业”即“恶法”。可以说，没有始于英国大宪章历史运动的政治共和制度“法大于权”原则，就没有法治维护下的公共秩序这一整套现代政治文明的建立。在公权明晰职责分明的条件下，法治秩序把所有政治人物或公职人员，不管你是政务官，还是事务官，权力与责任都是对等的，所有政令，不分亲疏远近都得执行，政治人物包括最高行政长官有没有“子弟兵”都将有“政令畅通”的法定底线保证。这样，好人将会变得更好，发挥更大的作用，坏人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如果坏到突破了“权责对等”这条底线，你就出局了，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

诚然，还有一条非同小可，就是在西方社会，除了法治之外，还有两大力量构成对公共权力使用是否得当的制约，这就是包括在野党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媒体的监督。有了这两大力量的存在，才真正形成了一种上下互动的立体国家治理结构。有了这样的国家治理结构，我们手握国家公权的最高领导人，才会有个人享受双休日休假的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中国社会和中国媒体的表现是相当出色的，“我们都是汶川人”，这是真的！

截止修改此文时，四川省地震已经造成死亡人员19500余人，受伤102100余人，被埋12300余人，目前已经从废墟中救出13400余人。《大乘圣花丛经》中舍利子请现在所有佛陀住世品中记载：听闻“龙自在王佛”如来名号者，能消除一切龙类的霹雳、冰雹、疾病、灾害、传染病等，从龙趣死后往生彼佛刹土，于无上菩提中不退转，具有不可估量的福德，不难得到佛陀的智慧。龙自在王佛（梵文Nagesvara，藏文Rgyal-ba-klu-dbang-gi-rgyal-po)是三十五佛之一，能消过去生中千劫罪业。《诸佛菩萨名号集-宝珠鬘》说“龙自在王佛”就是我们以前说的龙尊王佛，汉地俗称龙王菩萨。所以，愿我们在为受灾的人们献血、捐钱、出力的同时，一起颂念“南无龙自在王佛”……

2008年5月15-16日

逆境时刻爆发的反思

阳子5月17日晨按：早上刚读到我的朋友许知远先生的新作《灾难、遗忘与不朽》。他以一个记者现实感，平实而生动地叙述了中国社会100多年来对于一个“强大政府”的追求热情。我理解，许君是要通过阐明中国人民面对于接踵而来的灾难事件的态度，从历史的纵深感中引爆人们对于现实的反思。最后，他从下面三个层面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且将原文摘录于下。

我真正想表达的是，我们如何在一场场考验面前，培养出成熟的内心与理智。现代社会是复杂的，它需要强大专业分工和快速的反应能力，每个部分都应该提供其各自的责任，一名抢险人员对地震知识的了解，可以直接影响到几条生命，而一名高级官员的判断，则可能影响更多的生命。那么，信息的流畅、多种声音的并存，是防止错误决策的最佳方式。但我们要承认，这个政府正在陷入某种僵化，它的统治能力因为组织内理想主义色彩的消退，而变得日益迟缓和唯利是图，他们或许在发展经济、卖出土地方面显现出惊人的高效，但在维护公共利益上面，则经常是迟缓和漠不关心的。以至于任何一桩重大事件，只有来自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坐镇，才可能驱动变化。

同时，即使一个政府再强大，它也无法承担所有救灾任务。一个健康、强大的民间社会往往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在1899—1901年的陕西的饥荒中，是江浙一带的士绅阶层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组织救灾。但此刻，这个强大的政府限制了所有的民间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它将减少对现政权的挑战，但也将所有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但即使再强大的政权、再有为的官员，能做的事也是少数。

最后一点则是我们关于我们的内心的，关于我们那去不掉的悲情特征。我不是在要求人们冷漠，而是相信，毫无节制的抒情，既会妨碍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更容易稀释掉我们的情感浓度，很多时候，人们会爱上的自己的“崇高”与“同情心”，而不是受难者。每个人的一生、每个社会在运行过程中，总会遭遇到各种不测。人的悲剧性似乎在诞生一刻起就已开始，他/她注定走向死亡。但是正是这种内在悲剧性，给予了人生的厚度与丰沛。我们赞叹海明威笔下的硬汉，或是孟子所说的“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是因为他们在不可逆转的环境中，仍保持了镇定和勇气，这种镇定与勇敢赋予了人类以尊严，提供了人生活的意义。那些苦难的面庞当然值得同情，但同情也有着更深沉的形式，这种深沉使得同情可以持续得更久，并可能上升到良知。

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并没有因为5月12日的地震发生改变。那些所有的问题仍是问题，政府依旧是个傲慢的政府，而我们社会依旧被一种功利、自私、冷漠所包围，我们仍面临的深刻的环境、腐败问题，每个人仍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并抱有一种犬儒主义的心态……这些问题可能因为突然到来的巨大悲情而暂时被遗忘，但是它们并没有自动消失。但是，这因巨大灾难所带来的同情与能量，如果被妥善处理，或引向正常的道路上，引发我们所期待的社会变革。汶川地震带来了死亡、鲜血、眼泪与绝望，也唤醒了人们的同情心与良知——很多时刻，人们内心最温暖与光辉不正在逆境时刻爆发出来了吗？

但是，就像我在文章最初提到的那个插曲。遗忘一直是我们的传统。我无法期待它在此刻改变，但至少，我期望我们可能想得更多些。（全文刊登在《金融时报》中文网2008年5月15日 星期四）

又：今晨刚收到朋友朱咏敏发来的另一种反思《重灾之后能改变我们什么？》

重灾之后能改变我们什么？

好几个朋友打电话给我，对于这场如此重大的灾难你怎么不写点什么？我无言对答。虽然我每天对灾区的关注程度超出我做任何一件重大事情，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国人都会为这场灾难感到无比悲哀。我不止一次的问自己：写什么呢？写灾民被压在废墟底下的痛苦？还是写被救援者救出时的激动？是写温总理五天五夜心系灾区的情感？还是写各地自愿者心装同一个汶川的力量？此时此刻，我以为所写的一切文字都是多余的，因为这次媒体的快速、真实、客观的报道，已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灾情，况且，电视画面二十四小时的直播比任何文字都要直观和感人。这几天每当我看过报道后，脑里总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尽管这次灾难是个天灾，而且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场灾难一定会在我们巨大的痛苦之中艰难地度过，但灾难过去以后，它留给我们是怎样的反思，更重要的是：它将会改变我们什么？

在这场灾难中，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以外，我们的各路媒体功不可没，估计有上百名记者从不同地方出发，向着同一个地点汇集，其中的困难甘苦是平日采访中从未碰到的，就是他们这种职业的敬业精神，才把一个个真实的画面呈现在亲家万户面前。既然灾难已经发生，我们必须正视灾难，从这个角度说，你们这些“幸运的”的记者正好赶上了，就好像战争年代奋战在战火纷飞的最前沿，这次的灾区报道可能是你们的一生中最光辉的时间点，我有理由相信，今后中国最好的记者一定会在你们中间产生，因为你们经历了生与死的磨难、见证了人世间最痛苦的场面和最激动震撼的时刻。你们懂得了人世间什么是最重要的，你们今后一定会有一个嫉恶如仇的侠士心肠，这是当个好记者对根本的“基因”。

在这个灾难中，我们看到大部分灾民是出奇的镇定、坚强，我们看到有不少已经脱离危险的灾民徒步向安全区域走去的时候，还来不及回想一下那惊魂不定的场面，马上又加入自愿者的行列，用自己虚弱的身体再去帮助受困的灾民，可能在平时，他们并不会这么做，但是经历了这场灾难以后，也就是短短的几十个小时，他们的人生价值取向发生一个根本的转变，在他们今后一生的长河中，这次生和死的考验足以让他们在心中铭刻一辈子，他们今后无论做什么，不管遇上什么样的困难，这次磨难永远是他们克服任何艰难险阻的精神力量。

有人评介中国说：中国人一个人是条龙，三个人是条虫。平日里我们在这浮躁的社会中，对人们之间的相互拆台、互不配合，已经深为麻木了，而这次灾难中的场面使我们不少人应该为平时的作为而感到深深的汗颜。在灾区，走在最前的往往是个将军；抱在怀里的往往不是他的亲生孩子；照顾老人的往往也不是他的亲生子女；这里已没有等级之分、贫富之分、血缘之分。这些平时连讲话都小心翼翼的村民，用最纯朴的行为演绎出一个全世界都能看懂的亲情场面、书写出人们为之动容的“亲情”二字。他们是最伟大的。他们虽然因这突如其来的灾害变得一无所有，但是他们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他们的内心充满着一个大写的“爱”字。

然而，在这场灾难面前，有一些事情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有一位羌族女孩叫刘小桦，她是幸运的，她是众多失去双亲的孩子中幸运的，我看到温家宝总理抚摸着这个女孩说道：政府会管你们的，管你们生活、管你们学习。我想刘小桦在她今后的人生道路中，一定会得到许多人的关心和爱护，会有人争着领养她，会有人关心她的上学和生活，因为她得到总理的关注。但是，还有许许多多像她一样的孩子呢？人们会不会像对待刘小桦那样而一视同仁的帮助、关心他们呢？这给我们留下一个巨大的问号。

在这次地震前，曾有些迹象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如：湖北施恩一个大水库中的水在几个小时突然干枯，震前一些动物的异常举动，当地几十万只癞蛤蟆集体大迁徙，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两千多年前，张衡已经能从简单的力学原理判断哪个地方、哪个方向有地震，一直到今天我们能够顺利登月，难道对这次地震没有一点前兆的预测？地震局的一位负责人在答记者问的时候，反复强调地震预测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还例举了几个方面加以佐证，这种回答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对地震将发生前的一切情报和数据应该像对待战争中的谍报那样重视。但愿我们这次巨大的血和生命的代价能改变我们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一个悖论：同样一个问题，当有人问及北京奥运会期间是否会发生地震时，这位地震局负责人坚定地回答说“不会”，也就是说地震是可以准确预测的。

这几天电视画面中出现最多的是学校的倒塌和被压在水泥板下幼小学生的身躯。从电视画面上看，这些倒塌的学校水泥板呈粉碎状塌方，在其横断面我很少看到钢筋，而这种整体的轰然倒塌不像是一个质量合格的工程，我们在灾后评估过程中尤其要对这些学校的倒塌原因做一个追踪，否则我们看到那些来不及叫喊一声就被埋没地下的孩子们，心中会永远不安。

这次受灾中有几个乡在地震时，被两旁的大山挤压的像包饺子一样，瞬间没了，大自然的神奇力量使人类感到多么渺小。世界上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已喊了多年，但平时我们并不懂得真正的爱护地球、敬畏自然。我们从以前的认为人能够改造自然到现在的爱护自然，到树立科学发展观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我们还不懂得真正的敬畏自然，我们的江河污染如再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加以整治，若干年后，不要说喝的水，就是洗刷的水都没了。我国西部的大沙漠的蔓延、森林的匮乏、各类资源的稀缺，无时不刻影响着我国今后的战略安全。我最近看了凤凰台一位美女主持——曾子墨写的一本书《生命之痛》，尽管我平时自认为见识不少，但我还是留着泪看完这本书的，她书中写到的情况，令我还是异常惊讶、悲哀和愤怒。我更希望这次灾害过后，能为我们敲响警钟。大自然是不可“欺负”的，我们只有好好爱护它。

在这次的灾害中，人的生命是多么的脆弱。关键时刻，一瓶水、一块饼干就可挽回一个人的生命。而我们平时漠视生命的现象和事情太多了，医生的误诊、恶劣环境中的无序加班、毫无保护装置的工作机旁、没有安全措施的矿井、违章载员的大客车、被严重污染的河流等等，时时刻刻在威胁着人们的生命。我们总不能在每次灾难面前总是用“我们能战胜灾害，夺取胜利”的语言而搪塞过去，人的生命是多么宝贵，我们在珍惜生命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如何避免或减少各种灾难的发生，这值得我们深思。

从灾难发生的那天起，我每天都流着泪看着电视，也接到不少信息，有为中华而祈祷的；有的是感恩的，我想在灾后，我们为死难者竖纪念碑的同时，不光刻上遇难者的名字，还要撰写上对灾难反思，以示后人。

朱咏敏

2008-5-17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