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北大“五一九爱国民主运动”五十一周年。

王书瑶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许南亭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从而引发了影响全国的大字报运动。这个大字报运动，从高校到机关，从城市到农村，遍及全国。这些大字报表达了全国人民反对腐败、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强烈愿望，他们要求从制度上彻底铲除“三害”的根源，这种要求之广泛与强烈，大大超出中共领导的预料，大大地刺激了他们的神经。它表达了真正的民意。

这次被北大学生称为“五一九爱国民主运动”，是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相媲美的一次学生运动。

这次运动的主旨是：探求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途径；独立思考、保障人权、保障言论自由；最急迫的任务是防止斯大林的悲剧在中国重演。这需要深刻的理论探讨，需要鲜明的观点，需要为国为民的博大胸怀，需要以天下为己任的无畏精神，想的是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社会的安危，这需要高尚的思想境界和情操，这些右派们有这样的境界和情操。

1、 搅乱了政局，是反右扩大化的直接诱因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抓了五十五万右派，这同该年六月二十九日毛主席最初估计北京有400右派，全国有4000右派相比（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619页），扩大了137倍。也比七月十日增加了一倍的800人与8000人的估计增加了68倍。右派人数如此急剧膨胀有很多原因，依我看来，这与北京大学 “五一九运动”的学生民主运动，实有不小的干系。

按着前述引蛇出洞的办法，如果中央认为高校学生中也要抓右派的话，那么，也就应该在学生中开展整风运动。但是，直到1957年5月14日和5月16日两个党内反右通知之后，高校党委也没有号召学生们帮助党整风，更没有组织学生召开整风座谈会。这就表示，当时并不想在学生中抓右派。

在中共中央五月十四日和五月十六日发出的两个反右通知中，是明确针对党外人士的，十四日的通知中说：“最近党外人士正在开展对于党、政各方面方面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这不但会大大帮助我党的整风，清除同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在十六日的通知中说：“最近一些天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准备组织反击（见文献二，第182——184页），很清楚，这里根本没有学生的事。所以在“五一九运动”发生的当天晚上，北大党委副书记就表示：“大字报不是最好的形式，我们既不提倡也不反对。”这实际上是表示不支持。这是真的不想让学生赶这一淌浑水。

对于学生中是不是也有右派，最早是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毛主席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提到的：“他们（指右派们——引者注）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

但是，这一署日是“五月十五日”的文件，据叶永烈的考证（见叶著《反右派始末》第180——182页），它是从五月中旬到六月十二日，数易其稿，才最后敲定的，上引文字是在哪一稿上写的，就很难弄清。而且，这里提到的学生，也只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并不能就说也想把这些学生打成右派。

到了六月六日，就有“六月六日六教授”会议，是由章伯钧召集的钱伟长等六位教授参加的会议，据揭发，那些教授对学生情况做了十分严重的估计。实际上，情况并不像他们估计的那么严重，学生们根本没有上街的打算，也没有上街的可能，也没有找老师带头的意思，我们主要是讨论问题。受了“五一九运动”的影响，全国就有数千乃至数万学生参加了大字报运动。在党的整风期间，特别是在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吹起了反右的号角之后，事态尤为严重。这些大字报大多都是右派言论，发表这些言论的自然也都是右派分子，仅仅高校中的这些右派分子的数量，就大超过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最初估计的全国右派分子数量的总数。

于是，毛主席就注意到了学生，在六月八日在《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说：“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 “五一九运动”从发生那一天起，就已经引起了中央的注意。在这里已经把学生与“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并列了。

毛主席正式指斥学生右派，是在1957年7月9日，但是，毛主席对学生中的右派数量，估计的也不太多，他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中说：“拿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么叫百分之一、二、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二的人，是为他们拍掌的，拥护他们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41页）按此计算，北大的右派数量，是50人到200人，按200人计算，是当天估计全市右派数量800人的四分之一。北大一校就有200人，全市的学生右派总数就有2000人以上了。这与第二次估计的全市右派总量800人也是多得多了。但是，后来为什么在此基础上又大大地增加了，就不是我所能了解的了。反右之后，仅北大一校就抓了800右派，是他老人家估计的4倍，占全校总人数的10%，清华的数量与此相当，其他高校，三、五百人总是有的，全市就有一万多人，是最初估计全市各行各业右派总数的20多倍。1957年全国有高校229所，学生有44.1万人，教职员工15.5万人，加上研究生共有60万人，若都按10%计算，全国就有右派6万人，占全国右派总数55万的11%。

影响还远不止于高校，在北大大字报的高潮期间，北大校园中，整日里人头攒动，中央机关和北京市机关与新闻媒体的人流不断，影响遍及到整个北京市，乃至于全中国。大字报是非常简单易行的发表言论的手段，于是，大字报就不仅在高校中盛行，在机关、事业团体中就也相继开始了大字报运动，一时洛阳纸贵，这又涉及到社会上许许多多的人。由此，右派人数就更进一步地增加了。

由此引起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在基层也抓右派，原本，反右只在县团以上单位抓右派，不下基层，但是，大学生中有这么多的右派，必然影响到中学、乃至小学校中的老师，在中、小学校抓出的右派，大约有十万之众。（参见朱正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第308到309页）没有文献资料能证明这种增加是由北大的运动直接引起的，但是，这个推理，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无论从哪种角度看，“五一九运动”都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1957年中国的政治格局。反过来说，如果北大不发生“五一九运动”，学校的情况会怎样？会是一片止水，因为，北大贴出大字报之后的十天左右的时间内，全国的高校还都没有大字报。不发表言论，右派也就无从抓起，反右就会只在上层进行。就是“扩大”，也“扩大”不了那么多，五十五万人，全国大地震。可以说，“五一九运动”搅乱了当时中国的政局。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五一九运动”，当时也很可能只抓4000或8000右派，中国的政治形势可能与实际发生的有所不同。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最初中央反胡风，也就是一个小圈子，几十人，或者几百人，可是，最后波及到十万余人，后来又搞了一个“肃反”运动，涉及的人数就更多了。文化大革命，针对的对象，好像也就是几个或几十个，或几千个、或几万个“走资派”，最后却闹得是全民都“革命”，不论是城镇还是乡村，也不论是老人还是儿童，就都被卷了进去。没有“五一九运动”，他们肯定还会找出别的缘由，在学生中、在中小学校中、在社会的下层机关、团体中抓右派。问题是在时间和顺序。而且，就在1957年反右之后，很快就有了一个“向党交心运动”，又抓了一些右派，又继续进行“教育”，就是明证。

尽管如此，“五一九运动”的影响还是现实的。

这些学生都是在解放后才进入大学求学的，他们理应对党感恩戴德，却发表反党言论，老人家异常震怒，说，右派学生是“十个指头全烂了，”要严加惩处，对机关干部应该劳动考察的，对学生右派就劳动教养。

在北大这八百人当中，先后有二、三十学生和教师被判刑，有一百余教师和学生被劳动教奍，有相当数量的学生被劳动考察，其中，至少有5人在狱中被无端处决，数学系助教任大熊被处决的时候还被割断了喉管。另有若干人病死或饿死在劳改监狱或劳教农场，还有若干人在文化大革命被迫害致死。它给北大乃至全国的高校的有生力量以沉重的打击。

那么，“五一九运动”都提出了哪些问题？它的影响应该是消极的吗？学生们的那些诉求难道都是错的吗？学生们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吗？

“五一九运动”干预了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理论思维的的各个方面。运动的逻辑线索是这样的：许南亭执笔的第一张大字报只是质问校团委；而龙英华与张景中、杨路、陈奉孝、钱如平的第二张、第三张大字报提出“大胆的建议”，则转向了民主墙，面向全校性的问题和其他诸如学校党委领导、政治课选修等问题；沈泽宜与张元勋的长诗“是时候了”对运动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激起了许多同学的热情； 谭天荣的“一株毒草”则转向社会和哲学问题；到了刘奇弟的大字报：“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为胡风翻案，则直指党中央的一个重要政治、法律决定；25日数学系两位助教任大熊、陶懋颀节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则把讨论的触角延伸到了国际。于是，关于国内、国际、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哲学等等问题就都进入了“五一九运动”的讨论范围之内了。

对一个运动，如果开始的时候没有设定它的内容和性质，对它的定性，自然就是后来人归纳的。当时定性这次运动是学生右派向党的一次进攻，显然是错误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反思和总结，我以为，这次运动的性质，首先是爱国的，运动主旨是：探求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途径；独立思考、保障人权、保障言论自由；最急迫的任务是防止斯大林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2、它与“五四运动”的同异

毫无疑问，发生在1957年的北大“五一九运动”是对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继承和发展，都是争取自由与民主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是，他们之间的区别却很大。

首先是历史环境的差别很大。

“五四运动”是在清末民初，国破家亡，全国人民奋起救亡图存的时代发生的，当时一切救国的主张都会受到欢迎。总的历史潮流是从专制走向民主，从愚味走向科学，专制主义如残阳末日，民主主义如旭日东升，在这种大趋势下，“五四运动”自有其成功的基础。资本主义所要求的就是自由与民主。

但是，1957年就不是这种形势。57年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取得成功，国家从分裂走向统一，强国富民的希望在即，当时存在的是两种政治制度之争，而不是生死存亡之辨。共产党一心要在中国建立起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以党治国，党在国上”。1956年分别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和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整个历史是向着集中而不是分散的方向发展。这种历史的要求不是民主而是集中，不是自由而是统一，共产党的统治如日中天。在这种历史环境中，区区几百个北大学生要求民主与自由，是注定要失败的。唯其如此，这种努力才是更为可贵的，因为民主是所有我们这个星球各个民族的大趋势。没有民主，这个星球的哪一个民族都不会有现代化。

其次是政治形势。1911年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但是接下来的却是军阀混战，没有哪一个军阀或者哪一个政治派系有独占统治权力的能力，也就是说，政治统治势力相对薄弱，那几年，总统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1923年曹锟以1356万元贿选总统，说明那个时候中国虽然相当混乱，却是最宽松的时代，因为没有哪一种政治势力足以进行专制统治。

1957年的政治形势我不说大家都已知道。

1919年政治统治势力相对薄弱，军阀们争权夺利，完全顾及不到意识形态，甚至他们还可能还根本就不懂意识形态的意义，这就给“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以充分活动的空间。他们把蔡元培先生弄到北大来当校长，并且放手让他以自己的方式治理北大，就是这种情势的反映。有人说。“这是把孙悟空引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兴风作浪。”1957年的形势则根本不同，共产党不但深深懂得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而且一直全力以赴、并且也有能力抓意识形态。北大的学生们能有多大的活动空间？

第三点是从事民主运动的人的区别。这个区别也是很大的。

“五四运动”的主将们，他们先有严复一批学者铺设于前（严复也应算作“五四运动”的参加者，但只能算是先驱），又有蔡元培发韧于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们为主将，他们出身世家，根底深厚，学识渊博，他们既能博览群书，又可游历各国，他们是在充分武装之后才披挂上阵的。军阀政府不但请他们作教授，允许他们发表言论，而且还给他们以丰厚的收入，创造优越的条件，他们可以充分利用各种刊物和讲坛发表他们的观点，造成重大的社会影响。他们社会地位稳固，他们不受任何政治、社会、经济压迫，他们的言论不受限制。反观57年北大的学子们，年龄最大的不过二十三、四岁，最小的却只有十八岁，他们身无分文，学历有限，而且，他们大都不是从事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他们大多是从事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历史、中文、法律、外语的学生，他们埋头于他们的专业，没有机会博览群书。但是，当他们深感“不自由之莫大痛苦”，人的尊严遭到践踏，“三害”遍野，祖国的命运会像苏联的命运一样，可能会受到斯大林主义伤害的时候，他们奋不顾身，揭竿而起，他们没有铠甲，没有护身符，唯一的武器就是大字报，他们以年轻的血肉之躯，迎战恶势力的刀枪，无所畏惧，以头可断，血可流，真理不能丢的英勇气概，拼博厮杀。他们全军复没，无一幸免，他们被送去坐牢，他们被送去劳教，无一反悔。

什么叫可歌可泣呢！

他们是民主曙光到来这前，提早盛开的鲜花，他们代表中国灿烂的未来。

我在前面说这次运动是一定要失败的，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现代民主，是要一定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市民阶级的存在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关于这一点要涉及更多的理论。亚当·斯密论证，欧洲现代民主的产生是由于国王与市民共同反对领主，所以国王尽其所能给予市民以民主的权利；我国学者顾准也同样认为，是市民阶级造就了现代的民主。可是中国，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还一直没有足以产生市民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所以也就一直没有产生民主的阶级基础，所以，从历史上说，中国一直就没有实现民主的社会条件。但是，这丝毫无损于先辈和我辈为争取我国民主而努力的意义。对于任何新生事物，都要有先驱。难道我们应该永远专制下去吗？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正在成长的市民阶层，他们日益壮大，他们从微不足道的个体户、倍受歧视的“二道贩子”成长为私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不断向马路上抛掷失业大军的时候，政府祈求私有企业扩大就业，创造繁荣。

最后一个是群龙无首，这却是相同的。

我在前面说过，民主运动是排斥领袖的，民主运动不承认领袖的个人权威。“五四运动”就只有闯将，而没有领袖。“五一九运动”也同样只有代表各种观点的人物而没有领袖，这一点意义很大。

3、与社会上右派“向党进攻”的异同

社会上的右派，实际上并没有“向党进攻”，他们都是被毛泽东“引蛇出洞”引出的“蛇”。当时给右派定罪，还有两个很重要的逻辑：一个是右派们向党进攻不但有言，而且有行，所以，“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那么什么是他们的“行”呢？“言”就是“行”，说话当然也是“行”，可是如果承认这一点，世界上也就没有不是“行”的“言”了；另一个就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即使你帮助党整风愿望是好的，如果效果很坏，那你的动机便也成了坏的。

这原本没什么道理。

毛泽东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已定下战略部署，决定“引蛇出洞”。他要引出的“蛇”是党外民主人士，不包括北大的学生。所以，党外民主人士的进攻，――也就是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完全被动的，不是主动的，是被引出来的。5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已经发了反右的通知，那时，北京大学尚未贴出大字报，所以从一开初，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并不是针对北大学生的，这有文件为证。北大学生的“进攻”是完全主动的，是一种挑战。

这是第一个区别。

第二个区别是，民主人士的发言，除了储安平的“党天下”论和黄绍竑的“党不应直接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而外，大多是就事论事，并没有多少政策之外的内容，而北大则不然。北大的右派言论几乎是成系统的，从哲学到政治，从思想到人际关系，几乎无所不包，它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份丰厚的思想遗产，你可以从中发掘出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在多数民主人士的发言中，多少也还有一些与共产党争权的味道，学生们则断无此意。

民主党派争权，从自身而言，容或有可褒贬之处；但是，从民主的多党制而言，则又无可厚非。

第三个区别是，6月8日中共一声反右令下，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立刻土崩瓦解，纷纷检讨，而直到7月份，北大的右派还在顽强抵抗，仍有许许多多右派文章问世，前引陈奉孝的文章就张贴在7月5日，其顽强性是无可比拟的。

既然原本毛泽东并无针对学生的意思，可是，北大学生却自己跳了出来，不仅向官僚主义进攻，而且还胆敢向共产党的领导挑战，向社会主义制度发难，毛对此是极为恼火的，他说学生中的右派是十个指头全烂了，所以后来对学生右派处理的特别重，在机关干部中可以劳动考察的，在学生那里，就送去劳动教养，其原因就在这里。

后来改正的时候，为了坚持“反右扩大化”的说法，在全国保留了若干大右派没有给予改正，但是，北大的右派却全部得到了改正，在全国，容或可说是“扩大化”，但是，对于北大而言，却是全错了，北大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

2008-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