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隐性捐款 凸现慈善制度缺陷

四川汶川8，0级大地震发生以后，我国各行各业以及港澳台同胞、旅居国外的华人等，都纷纷伸出救援之手，捐款捐物，奉献爱心。仅5月18日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宣传文化艺术界“爱的奉献”大型募捐晚会，就一次性募捐善款15亿多人民币。这样的举动，充分展示了灾难面前，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手足之情。

不过，面对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捐款方式，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时，从上到下，凡是有政府官员参加的捐款活动，到底每个官员捐助了多少，从来没有向社会公布过。这几天，我们在各种媒体、网络上，经常看到演艺明星、商业精英、电视台的主持人，各类企业及其老板对地震灾区的具体捐助款物详细情况，但唯独不见各级官员的捐助数额。就连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大型募捐晚会上，各个捐助人的姓名与捐款数额都在电视屏幕上与画面同步滚动播出，可政府官员的捐助情况，同样没有公布。

从理论意义讲，对灾区捐款捐物，付出的是属于个人的财物，是否捐助、捐助多少，完全应当由自己决定。可我们面临的现实情况和习惯做法，很难做到这一点，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上级部门发出倡议，按照级别大小、职务高低，确定相应的捐助数额，然后采取集体捐助的形式。至于捐助多少，只在单位内部掌握，很少向社会公开。

对此，人们感到迷惑的是，为什么连街道居委会的捐助都能在小区内公布具体名单和详细情况，而为什么政府官员们做了善事，怎么就不能向社会公布呢？我认为，这里的原因既有社会方面的，如官员阶层的收入，公众比较敏感，既有公开的、又有隐性的，还有灰色的，这样的收入结构，并非所有的官员都是如此，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没有审批资源的部门，收入结构就不同了。官员阶层的收入并不像文化体育明星和国有、国有控股、民营企业老板的收入来源那样被社会认可和透明。如果公开捐助数额，少了显得尴尬，毕竟还有政府官员的“面子”，多了或者与收入不相符，或者被认为有不廉洁的嫌疑等。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

官员捐助详细情况难以公布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目前我国的慈善管理制度还有不少缺陷，制度本身为在任官员实施捐助的渠道比较狭窄。我们的社会经常抱怨一些有机会获取大量灰色收入的官员，宁可把大量金钱消费在购房、养情妇、赌博等方面，也不愿意去捐助慈善事业。我认为，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反过来说，看看我们的慈善管理制度，在腐败预防机制难以短期内见效、灰色收入现象还将长期存在的背景下，我们从制度上又为类似性质的捐助，做了哪些工作呢？怎样保证这类捐助的慈善性质、如果一旦追究，这类捐助与其他个人消费在对犯罪性质的认定上，又有怎样的区别呢？这里的确需要从制度上进行研究。

我认为，透过大灾面前，难以公布政府官员捐助细节的事情，说明我国的慈善管理制度已经难以跟上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的脚步。据《人民日报》2005年1月22日报道，我国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共有28，9万个，基金会1026个，其中专门从事慈善事业的中华慈善总会各级慈善机构有731家，从事救死扶伤人道主义救助的红十字会有7万多家。

这些机构，虽然数量庞大，但遇有突发性灾难，真正发挥主渠道作用的还是政府动员。尤其在捐助方面，也难以发挥主渠道作用。这里的一个重要因素，我认为在于我国还缺乏政府官员阶层参与慈善捐助的常态化机制，如果不遭遇突发灾难、如果没有政府号召，官员阶层很少有参与慈善捐助的意识。我们的慈善结构，缺少了政府官员阶层的日常参与，无论对慈善更多的募集善款，还是突发灾难来临时、以慈善机构名义捐助，可以说都是不利的。在这方面，我们应当从制度建设入手，让官员捐助详细情况显性化。这既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具体行动，也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进步的需要。

作者：李季平 电话：13932141625 邮箱：qsdd-2008@163.com